直，為東南沿海的安寧立下了汗馬功勞。

然而，好景不長，隨著嚴嵩失勢，徐階上臺，胡宗憲的命運急轉直下。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胡宗憲被捕，徐渭也因此離開總督府，踏上了一段顛沛流離的旅程。次年，他應禮部尚書李春芳之邀赴京，但不久後因個性不合而辭歸，卻遭到李春芳的威脅。在舊友的幫助下，徐渭才得以脫身，這段經歷無疑加深了他的心理創傷。

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胡宗憲冤死獄中，其幕僚亦受牽連。徐渭，原本就性格偏激，加之科舉屢挫與精神壓力，陷入絕望，甚至寫下《自為墓誌銘》，並嘗試以極端方式結束生命，自殺多達九次。最令人唏噓的是，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徐渭在精神錯亂中誤殺繼妻張氏，因此鋃鐺入獄，服刑長達七年。在囹圄之中，他完成了《周易參同契》的註釋，同時也沉浸在書畫藝術的探索中，以此尋求精神的慰藉。

幸運的是，徐渭在獄中並未被遺忘。友人諸大綬與張元忭竭力營救，最終借明神宗即位大赦的機會，於萬曆元年（1573年）將徐渭釋放。重獲自由的徐渭已是五十三歲高齡，但他並未就此沉寂。萬曆三年（1575年），在張元忭的邀請下，徐渭參與了《會稽縣誌》的編修工作，貢獻了深刻的見解，尤其在人口和稅收方面的評論，展現了他對社會民生的深切關懷與獨到洞見。

徐渭的一生，是才華與苦難交織的傳奇。從戎幕到牢獄，從抗倭英雄到獄中囚徒，他的人生軌跡如同一幅波瀾壯闊的歷史畫卷，記錄了一個天才文人在動盪時代中的掙扎與堅持，以及對真理與自由永不妥協的追求。

四、潦倒晚年

萬曆五年（1577年），徐渭在出獄後，短暫恢復了身體，開始了他人生的另一篇章。他遊覽了杭州、南京、富春江等地，不僅結交了諸多詩畫之友，還受到了年輕時代的摯友吳兌的邀請，前往北方的宣化府擔任文書。在宣府，徐渭雖停留不足一年，卻留下了大量描繪北地風光、民俗及軍旅生活的詩文，展現出他對邊疆事務的濃厚興趣。吳兌對徐渭的政事建議尤為重視，尤其是在邊防策略上，二人有著深入交流。

隨後，在張居正主政初期，徐渭對朝廷對蒙古採取的撫和政策表示贊同。他不僅再度越過居庸關，踏入塞外，還經戚繼光引薦，遠赴遼東，教授李成梁之子李如松兵法，並與蒙古首領俺答的夫人三娘子建立了聯絡。儘管在北方受到了吳兌等人的尊敬，但健康問題迫使徐渭不得不於次年春季返回故鄉紹興，潛心註釋郭璞的《葬書》。

步入花甲之年的徐渭，應好友張元忭之邀重返京城，但兩人因性格差異迅速產生摩擦。張元忭恪守封建禮教，而徐渭則性情放蕩，不願受禮法束縛。張元忭試圖以禮法約束徐渭，後者深感不滿，甚至直言：“我殺人當死，不過一刀，你卻欲將我碎屍萬段！”由於與張元忭的關係惡化，加之官場的不公待遇，徐渭情緒鬱結，疾病復發，最終選擇離開京城，迴歸紹興，從此未再遠離故鄉。

晚年的徐渭，生活越發拮据，他厭惡富貴者與禮法之士，所交往的多為舊友與門生。他時常處於貧困邊緣，甚至到了“忍飢月下獨徘徊”的地步，面對訪客，他常閉門謝絕，戲稱“徐渭不在”。即便在好友張元忭去世時，徐渭前往弔唁，撫棺痛哭後悄然離去，不留下姓名。他依靠賣字畫維生，但每當手頭稍寬，便不再作畫，作品往往被門生或朋友以各種手段獲取。

徐渭晚年的生活異常艱苦，貧病交加，所藏書籍變賣殆盡，幾近斷糧。儘管如此，他依舊保持著狷介清高的性格，拒絕向富家貴室低頭乞食。他的精神狀態日益惡化，時而豪飲，時而自殘，病情愈發嚴重。晚年，他頻繁遷居，聲稱是兒子的過錯所致，實則是生活無著落的無奈之舉。徐渭的晚年，是一段精神與肉體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