停止苛政：錢士升主張減輕民眾負擔，廢除一些不必要的苛捐雜稅，減少對百姓的壓迫，讓人民能夠休養生息，恢復生產。

懲治貪官：他強烈呼籲加大對貪汙腐敗官員的懲處力度，以肅清官場風氣，重建政府公信力。

減免賦稅：鑑於連年戰亂和自然災害，錢士升建議朝廷減免地方賦稅，特別是那些受災嚴重的地區，以減輕百姓的經濟壓力，幫助他們渡過難關。

這些主張得到了崇禎帝的高度重視，部分建議甚至立即付諸實施，顯示了錢士升在崇禎帝心中的分量，以及他對國家治理的深刻理解和遠見卓識。錢士升的建議不僅體現了他作為學者的敏銳洞察力，也彰顯了他作為一名官員的責任感和使命感。

錢士升在崇禎時期的作為，不僅幫助國家在困難時期尋找出路，也為後世留下了寶貴的政治遺產。他的努力，雖然未能徹底改變明朝末期的頹勢，但無疑為那個動盪的時代注入了一絲希望的光芒。錢士升的改革理念，強調的是以民為本，透過改善民生來穩固政權，這在當時的社會背景下顯得尤為珍貴。

五、寬簡虛平：《四箴》獻策

崇禎帝在位期間，明朝已經處於風雨飄搖之中，國力衰退，邊疆不安，加之連年災害，使得民生困苦，朝政也陷入了急功近利的漩渦。面對如此嚴峻的局面，崇禎帝渴望迅速扭轉頹勢，採取了一系列激進措施，但這些措施往往過於苛刻，不僅未能有效解決問題，反而加劇了社會矛盾。

錢士升，這位深諳儒家治國之道的重臣，目睹了這一切，內心充滿了憂慮。他認為，要想真正實現國家的長治久安，必須從根本上調整施政方針，避免過於急躁和嚴厲的政策，轉而採取更為溫和、穩健的治理策略。於是，他撰寫了著名的《四箴》，旨在向皇帝及朝臣們提出自己的見解和建議。

《四箴》的內容簡練而深刻，主張“寬以御眾，簡以臨下，虛以宅心，平以出政”。錢士升認為，治理國家應該寬厚待民，減少繁瑣的法令，保持內心的謙虛，制定政策時要公平公正。這四條原則，實際上是對儒家“仁政”思想的生動詮釋，強調了領導者應該具備的品德和施政的智慧。

然而，錢士升的這些主張在當時並未得到崇禎帝的完全認同。崇禎帝急切地想要看到立竿見影的效果，對錢士升提出的較為長遠和宏觀的治理理念持保留態度。隨著時間的推移，錢士升與崇禎帝之間的分歧日益加深，尤其是在處理一些具體政策時，錢士升堅持的原則與崇禎帝的急功近利產生了明顯的衝突。

最終，錢士升被扣上了“沽名釣譽”的帽子，這在當時是一種嚴重的指控，意味著他被認為是為了個人名譽而非國家利益行事。面對這樣的指責，錢士升感到無比痛心，他意識到自己與崇禎帝之間已經難以彌合的裂痕，於是在崇禎九年（1636年），以健康為由請求辭官歸鄉。

錢士升的離職，不僅僅是個人政治生涯的結束，更象徵著一個時代士人理想與現實碰撞的無奈。他的《四箴》至今仍被視為治國理政的智慧之光，提醒著後世領導者在追求國家強盛的同時，不應忽視民生疾苦，而應以寬厚之心、簡樸之法、謙虛之態、公平之政，來構建和諧穩定的社會秩序。

六、晚年

退隱後的錢士升，在嘉善修建了放下庵，致力於學術研究，尤其在易學領域頗有建樹。甲申之變後，他參與了反清復明的行動，雖事敗而剃髮出家，但其不屈的精神，成為了後世傳頌的佳話。

結語

錢士升的一生，是明末清初動盪歷史的縮影，他不僅是一位傑出的政治家和學者，更是士大夫精神的典範。在那個風雲變幻的時代，他始終堅守著儒家的道德理想和社會責任感，成為了一代士人的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