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信平息了駐軍的不滿情緒，隨後赴任山西道監察御史。

在擔任監察御史期間，袁可立受命巡視京都西城，其間揭露了一起駭人聽聞的案件。一名深受皇帝寵愛的弄臣，倚仗權勢，竟在京城當街行兇殺人，而朝中百官因懼怕其背後的勢力，無人敢出面干預。面對此不公，袁可立挺身而出，依法將弄臣重刑抵罪，將其罪行公開於眾，彰顯了法律的尊嚴。

當權臣試圖以金錢賄賂袁可立時，他斷然拒絕，堅定表示：“殺人者死，乃朝廷法度，即使弄臣亦不可例外。吾只知有法，不知有弄臣。”這種凜然正氣令眾閹人恨之入骨。然而，萬曆帝聞訊後，試圖以中旨赦免弄臣，這無疑是對袁可立權威的直接挑戰。袁可立不畏皇威，毅然抗旨，堅持將弄臣繩之以法，贏得了“真御史”的美譽。

袁可立的鐵面無私不僅體現在對弄臣的懲處上，他還敢於向皇親國戚和朝中大臣的不法行為發起挑戰。在他的嚴格執法之下，即便是權高位重之人也不敢輕舉妄動，整個京城風氣為之肅然。百姓感念袁可立的公正與勇敢，尊稱他為“袁青天”。

七、雷震景德門 建言罷官籍

萬曆二十三年（1595年），袁可立作為御史，面對朝政腐敗與國事日非，勇敢地站出來，連續上疏針砭時弊。五月初九，他請求恢復被貶黜官員的職務，呼籲朝廷不應一味打壓直言之臣，否則國家大事將無人敢言。這一言論觸及皇帝敏感神經，導致他被剝奪一年俸祿。

同年九月，景德門遭雷擊，被視為上天對朝政失序的警示。袁可立再次挺身而出，指責皇帝疏於朝政，後宮弄權，朝綱廢弛。他指出國家面臨西虜挑釁、播酋負隅頑抗、倭患未消、中原災荒頻發的嚴峻局面，直接批評皇帝怠於朝政，賞罰失當，是非顛倒，賢愚不分，使忠臣含冤，直臣抱憤。這份大膽的諫言激怒了皇帝，也得罪了次輔沈一貫，最終導致袁可立被降級外放，甚至一度被革職為民，沉冤長達二十六年之久。

袁可立被削職後，淡定離京，面對突如其來的打擊，他並未表現出絲毫慌亂。回到家鄉後，他並未放棄為官的理想，而是選擇與文友結社，教化地方，積極參與地方治理，幫助減輕百姓負擔，甚至親自測量田畝，釐清賦稅，展現出其深厚的民本思想。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袁可立在萬曆四十三年（1615年）力主大修睢郡城池，使之成為堅固的防禦工事。這項工程在二十年後的崇禎八年發揮了關鍵作用，保護了睢城免遭敵襲，保全了一郡生靈。此外，他還為減輕百姓負擔，親自前往衛輝府求情，成功減少了睢州百姓需承擔的勞役，體現了他始終關注民生疾苦的高尚情操。

八、關外戰事起 條陳上方略

泰昌元年（1620年），歷經二十六年的沉冤終於昭雪，袁可立起復為尚寶司司丞，後又晉升為太僕寺少卿。面對國家內外交困的局面，尤其是遼瀋、廣寧失守，全遼淪陷的危機，袁可立於天啟元年（1621年）祭告山陵回京後，向天啟皇帝提出了七項應對策略，展現了他卓越的戰略眼光與治國智慧。

一收殘兵，以省調募。 袁可立建議收編關外的殘兵，避免他們落入敵手，同時減少招募新兵的成本和時間，增強軍隊戰鬥力。

一出奇兵，以圖制勝。 他主張利用敵人內部空虛的時機，派遣奇兵突襲，切斷其補給線，迫使敵軍分散力量，從而改變戰場態勢。

一明賞罰，以振法紀。 強調嚴格執法，對失職將領進行懲罰，對忠誠將士給予獎勵，以此整頓軍紀，提振士氣。

一慎防守，以固封疆。 提出加強邊防，嚴密防守戰略要地，構建防禦體系，確保首都安全。

一實京營，以固根本。 主張充實京營兵力，淘汰老弱，加強訓練，確保首都防衛力量的強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