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澤清等武將關於繼嗣的問題時也強調:“議賢則亂,議親則一,現在唯有福王。”
馬士英則不動聲色地展開了一系列幕後活動,賄賂勳臣劉孔炤和武將劉澤清等,以獲得內外兩方面的支援。他還致書史可法、呂大器等大臣,聲稱“以序以賢,無如福王”。史可法表示反對,馬士英暫時沒有反駁,而是派遣私人向史可法傳話,表示立君以賢,倫序不應固守。史可法信以為真,隨即回應馬士英,提出了福王“七不可立”的論點。
與此同時,馬士英部署江北四鎮黃得功、高傑、劉澤清、劉良佐等將領各率大軍,簇擁著乘坐路振飛之船的朱由崧到達儀真(今江蘇儀徵)。這些軍隊在江北集結,向南京諸臣示威。勳臣劉孔炤等人則與主張擁立潞王的諸臣在南京展開了一場激烈的較量。
四月二十六日,張慎言、姜曰廣與南京戶部尚書高弘圖、吏科給事中李沾、河南道御史郭維經及誠意伯劉孔炤、司禮太監韓贊周等官員齊聚朝內會議,討論繼嗣問題。兩派各執己見,互不相讓。最終,在一番激烈的爭論之後,劉孔炤等人憑藉氣勢壓倒了擁潞諸臣。司禮太監韓贊周拿出劉孔炤等人事先擬好的擁立福王的誓文,要求眾臣簽字。許多官員迫於壓力,在誓文上籤了名,並通告朝外,史可法也不得不承認這個既成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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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二十八日,朱由崧到達浦口,受到魏國公徐弘基等眾官員的迎接。第二天,他渡過長江,停泊在燕子磯。四月三十日,南京諸臣前來叩見。朱由崧穿著角巾葛衣,看起來十分落魄。他對群臣的勸進表示謙遜,並極力推辭。經過三次推辭,朱由崧勉強接受了勸進。五月一日,他從南京西南的三山門離船上岸,在眾臣簇擁下先乘轎至孝陵門前,祭告明太祖,其後又特地祭拜懿文太子朱標。隨後,他進入南京城,直至東華門入皇城,參拜奉先殿,之後離開皇城,進入行宮,接受文武百官的覲見。
南京群臣決定朱由崧先以監國名義上臺,然後登基。五月十五日,朱由崧即皇帝位於南京武英殿,改元弘光。在他的 登 極 詔書中,他痛斥叛逆,併發誓要復仇,同時頒佈了二十五款新政措施,包括減免錢糧、整頓漕糧、激勵墾屯等內容。然而,在這份詔書中,他並沒有提及當時已佔據北京、真正能威脅南明的滿清政權。
三、局勢飄搖
朱由崧求助於三鎮軍閥擁立,這一舉措對南明弘光政權的後續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最直接的作用是使他自己得以順利登基,但間接影響則是南京從皇帝到重臣都無法有效控制這支飛揚跋扈的軍隊,開啟了南明軍閥勳鎮勢力尾大不掉的局面。
高傑與黃得功、劉良佐等都是出身行伍的悍勇之徒,他們的部隊中不乏良將猛士。倘若朱由崧具備他祖上明太祖、明成祖那樣的權謀和閱歷,他完全可以駕馭這些軍閥,使其為己所用。可惜的是,朱由崧既不具備這樣的才能,也沒有足夠的魄力。他求助於三鎮軍閥而得帝位,一開始便以高昂的代價自貶了身價。三鎮軍閥也很快看清了朱由崧實際上是個軟弱無能的君主,從此對他的權威不再重視。
朱由崧在執政期間,沉湎於酒色之中。而掌握朝廷實權的馬士英、阮大鋮等人同樣醉生夢死,利用手中的權力鬻官肥家。阮大鋮甚至公然以行賄作為理財的方法。弘光朝廷建立之初便顯露出了腐敗的現象,政以賄成,腐敗已極。
順治二年(弘光元年,1645年)三月初一,一名自稱崇禎太子朱慈烺的人來到南京。朱由崧命令將其關入兵馬司監獄,並命令百官在午門外審問這名所謂的“太子”,最終裁定此人是假冒的,名為王之明。此時,寧南侯左良玉在武昌舉兵,聲稱奉太子密詔,以“救太子、誅士英”為名順流而下,進逼南京。黃得功、阮大鋮率兵抵禦左良玉,導致南明內部發生內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