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忠分別駐守雲南、廣東和福建，形成了所謂的“三藩”。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三個藩鎮逐漸變得飛揚跋扈，尤其是吳三桂，其勢力尤為強大，幾乎成為獨立王國。康熙皇帝意識到三藩的存在對中央集權構成了嚴重威脅，於是著手解決這個問題。

康熙十二年（1673年），尚可喜因為憂慮吳三桂的勢力過大，擔心自己的安全受到威脅，便上疏請求撤藩，並提出告老還鄉的願望。這一舉動引發了連鎖反應，耿精忠和吳三桂隨後也上書附和，請求撤藩。

面對三藩的請求，康熙皇帝召叢集臣商議對策。在討論中，戶部尚書米思翰、刑部尚書莫洛明確表示支援撤藩，認為應該趁機削弱三藩的力量。納蘭明珠同樣支援撤藩，認為這是消除潛在威脅的必要步驟。然而，大多數大臣保持沉默，因為他們擔心如果支援撤藩可能會引發三藩的反抗。

在這種情況下，康熙帝做出了果斷的決定。他認為，吳三桂等人蓄謀已久，即使不撤藩也遲早會反叛，因此主張先發制人。康熙帝批准了三藩撤藩的奏疏，並下令進行撤藩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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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三桂聞訊後立即起兵反叛，耿精忠和尚可喜的兒子尚之信也相繼響應，三藩之亂就此爆發。面對這一突如其來的叛亂，朝中大臣對於是否撤藩產生了激烈的爭議。一些大臣，如大學士索額圖，甚至請求處死那些倡議撤藩的大臣，認為他們的建議導致了目前的局面。但是，康熙帝堅持認為撤藩是正確的決策，並指出：“這是朕的旨意，他們有何罪？”

待到三藩之亂被平定後，康熙帝回顧了撤藩的過程，並表揚了納蘭明珠，稱：“當時商議撤藩，只有明珠做事符合朕的想法。”他還提到：“當時有人建議誅殺倡導撤藩的大臣，朕若是聽信了他們，就讓忠臣含冤九泉了！”這番言論不僅彰顯了康熙帝的決斷力，也肯定了納蘭明珠在處理三藩問題上的貢獻，從而進一步提升了納蘭明珠在朝中的地位。

四、權傾朝野

納蘭明珠，自康熙十四年調任吏部尚書起，便以其卓越的政務能力和深得聖心的智慧，逐步攀升至權力的巔峰。康熙十六年，他被授予武英殿大學士，並承擔起皇家重要著述的總纂工作，這一系列的任命不僅彰顯了他的文學與行政才能，更使他在朝野之中聲名顯赫，權勢滔天。然而，權力的膨脹也讓他逐漸迷失，表面上的謙和背後，是他利用皇帝的信任，暗中結黨營私，貪汙納賄的真相。

與此同時，康熙皇帝為了國家的長治久安，對水利建設尤為重視。靳輔被任命為河道總督後，採取了在上游修築堤壩以約束水勢的策略，而下游則採取自然疏通的方式。這一決策在於成龍等官員看來，存在隱患，他們認為下游的疏通同樣重要，以防萬一上游堤壩失守，下游百姓將遭受滅頂之災。雙方為此展開了激烈的爭論，康熙帝雖以“便民”、“不害百姓”為考量，傾向於于成龍的觀點，但納蘭明珠卻憑藉自己在皇帝面前的寵信，堅持支援靳輔的方案，認為靳輔經驗豐富且治河有功，應予以信任。這一僵持狀態，直接導致了康熙親自下令的疏浚下河工程進展緩慢，耗費了大量人力物力，卻未能及時完成。

在朝堂之上，納蘭明珠與索額圖之間的明爭暗鬥更是愈演愈烈。索額圖性格乖戾，對不順從自己的大臣毫不留情地排擠，他與太子關係密切，是太子黨的核心成員。而納蘭明珠則以謙和的外表掩飾其狡黠的內心，他不僅樂善好施，更擅長在暗處操作，拉攏新進官員，構建自己的政治網路。對於政敵，他則採取更為隱蔽的手段進行構陷，尤其是對那些依附太子的大臣，更是毫不留情地排擠出去，以削弱索額圖的勢力。

五、議剿臺灣

康熙二十年（1681年），臺灣島上的局勢發生了變化。鄭經病逝後，其後嗣之間爆發了權力爭奪戰。鄭經的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