及對儒家理學的堅持，很快在朝廷中嶄露頭角。

康熙九年（1670年），熊賜履被提升為國史院學士，這表明他在學術界和政界都獲得了高度認可。不久之後，朝廷恢復了內閣制度，並另設翰林院，熊賜履被任命為翰林院掌院學士，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職位，表明他在政治體系中的地位進一步穩固。

康熙十二年（1673年），清廷決定撤除雲南、貴州等地的藩鎮，以加強對邊疆地區的直接控制。熊賜履對於這一決定持有保留意見，他擔心此舉可能會引發叛亂。不幸的是，他的擔憂很快就變成了現實，“三藩之亂”隨之爆發。面對這一突發狀況，熊賜履展現出了非凡的政治智慧和處理危機的能力。他積極協助清廷平定叛亂，尤其是在代擬《宣諭雲貴等處官民敕》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這份敕令宣佈削除吳三桂的爵位，並號召雲貴地區的居民各安其位，不因叛亂而受牽連。同時，它還承諾對於能夠擒拿或斬殺吳三桂的人給予封賞，對於投降歸順的叛軍將領也將予以寬大處理。這一政策的實施有效地孤立了吳三桂的叛亂勢力，同時也贏得了當地民眾的支援，對穩定局勢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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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十四年（1675年），由於熊賜履“素有才能，居官清慎”，康熙帝對其十分信任和賞識，於是升任他為武英殿大學士。這一職位相當於宰相級別的高官，標誌著熊賜履的政治生涯達到了頂峰。

四、嚼籤罷官

嚼籤案是熊賜履政治生涯中的一個重要轉折點，發生在康熙十五年（1676年）七月，這一事件不僅關係到熊賜履的政治命運，也對他的人品和學問評價產生了長遠的影響。

根據《清聖祖實錄》的記載，事件起因於熊賜履在處理陝西總督哈佔關於獲盜犯開復踈防等官的奏疏時出現失誤。按照正常的程式，這份奏疏應當由熊賜履 票 擬處理意見，然後送交三法司核議具奏。然而，熊賜履在處理過程中出現了差錯，將奏疏誤票為“三法司核議具奏”。

在這一錯誤被發現後，熊賜履試圖掩蓋自己的過失。他私下將原本的草簽嚼毀，並偽造了另一份草簽，將責任推給了大學士杜立德。為了使偽造的草簽看起來真實，他扯去了紙邊，並用小字重新書寫，企圖以此來混淆視聽，將過錯轉嫁給杜立德。

這一行為很快就被揭露出來。在康熙帝的要求下，吏部對這一事件進行了調查，並提交了一份報告。報告中指出熊賜履的行為構成了嚴重失職，並建議將其革職。最終，康熙帝採納了吏部的意見，下達聖旨：“熊賜履著革職。”

這一事件對熊賜履的影響是巨大的。它不僅導致了他的罷官，而且損害了他的聲譽。在此之前，熊賜履一直以學識淵博、品德高尚著稱，但在嚼籤案發生後，人們對他的看法發生了改變。許多人認為這一事件暴露出熊賜履在面臨困難時缺乏坦誠的態度，以及在權力面前不夠正直的一面。

嚼籤案的發生讓熊賜履的政治生涯遭受了重大挫折。儘管後來他得以復出，但這一事件無疑給他帶來了深刻的教訓，並且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影響著人們對他的評價。

五、潛心學術

熊賜履罷官後，正值“三藩之亂”尚未平息的動盪時期。失去官職後的熊賜履選擇搬離京城，遷居到了江寧城北的蓮花橋附近，後又搬到了溪西的清涼臺居住。這一時期，熊賜履遠離了官場的紛擾，過上了簡樸的學者生活。在江寧的十多年間，他未曾離開清涼臺，將全部精力投入到學術研究中。

由於之前為官期間始終保持清廉，熊賜履家中並沒有多少積蓄，因此在罷官後的生活十分拮据。面對經濟上的困難，熊賜履並未放棄對學術的追求，而是更加專注地投入到理學的研究之中。這段時期，他完成了多部重要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