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景不長，乾隆三十年（1765年），他升任冀寧道臺，但僅一年後，由於未能及時察覺屬下陽曲縣令段成功的貪汙行為，劉墉被控失察，按律本應被處以極刑。幸得乾隆皇帝愛才惜才，特地下詔赦免了他的死刑，改為發配軍臺效力贖罪。

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劉墉獲得了赦免，回到京城，在修書處擔任行走。這次經歷對於劉墉來說無疑是一次沉重的打擊，但也讓他更加珍惜來之不易的機會。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因父親的緣故，劉墉被重新啟用，擔任江寧知府。這次任職，劉墉更加註重公正廉潔，贏得了當地百姓的高度讚揚，甚至有人將他比作宋代的清官包拯。

劉墉的官運在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繼續上升，他被調任為陝西按察使。然而，就在第二年，他的父親劉統勳去世，按照當時的禮制，劉墉必須辭官回家為父親守喪。直到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劉墉才重返京城，被授予內閣學士，並任職於南書房。這一年，他還被任命為《四庫全書》館的副總裁，並參與《西域圖志》和《日下舊聞考》的編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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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劉墉被任命為江南鄉試正考官，並再度出任江蘇學政。在此期間，他發現秦州舉人徐述夔的作品中有悖逆之言，於是果斷上奏，建議依法懲辦。這一舉動進一步鞏固了他在朝堂上的地位，並因此在年底獲得了升遷，先任戶部右侍郎，隨後又調任吏部右侍郎。

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劉墉升任湖南巡撫。面對湖南地區的自然災害和社會動盪，劉墉採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包括查處貪官汙吏、加強基礎設施建設和糧食儲備，成功穩定了局面，贏得了民眾的愛戴。

在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劉墉升任為都察院左都御史。次年，他擔任三通館總裁，並參與審理山東巡撫國泰的貪汙案件。在此次事件中，劉墉表現出了堅定的正義感，與和珅等人形成了鮮明對比。儘管在和珅當權的時代，劉墉有時不得不妥協，但他始終堅守自己的原則，成為了那個時代的一股清流。

四、官聲漸晦

隨著劉墉在乾隆朝的地位逐漸穩固，他也開始面臨一系列挑戰，這些挑戰不僅考驗著他的政治智慧，也影響了他的官聲。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劉墉升任直隸總督、協辦大學士，併兼理國子監事務，這標誌著他的官場生涯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劉墉在處理政務時的一些失誤開始顯現出來。

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劉墉擔任玉牒館副總裁。但在此後的幾年裡，他的一些行為引起了皇帝的不滿，官聲也開始下滑。例如，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初，劉墉因為洩露了與皇帝討論嵇璜、曹文埴的相關內容而受到斥責，並因此失去了協辦大學士的職位。同年八月，劉墉在主持祭拜文廟時，因沒有按照規定行一揖之禮，遭到了太常寺卿德保的彈劾。

緊接著，在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劉墉在兼任國子監事務期間，發生了一起鄉試考生向堂官行賄的事件。御史祝德麟對此事進行了彈劾，劉墉也因此受到了處分。這一系列事件反映了劉墉在管理上的疏忽和對細節的忽視。

到了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作為 上 書 房 總師傅的劉墉，因為未能及時糾正皇子和師傅們長期不到書房的行為，被降職為吏部侍郎。這不僅是對劉墉個人能力的質疑，也是對其領導力的否定。

儘管遭遇了多次挫折，劉墉仍然繼續在官場上發揮作用。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他擔任會試主考官時，由於安排不當和閱卷草率，導致了許多不符合規定的試卷被錄取，這又一次損害了他的聲譽。

然而，即便是在這樣的情況下，劉墉仍然獲得了升遷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