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調查之後，那彥成的行為被認為應當受到嚴厲的法律制裁，根據當時的法律規定，他被判處死刑。然而，那彥成在得知判決後迅速籌集資金，賠償了所有涉及的款項。這一舉動或許是為了減輕自己的罪行，也顯示了他在緊急時刻的應對能力和資源調動能力。

與此同時，正值那彥成的母親去世，這使得原本就處於不利地位的那彥成更加處境艱難。嘉慶帝考慮到那彥成在平定天理教起義中所做出的貢獻，認為他仍有可取之處，並未選擇執行死刑判決。相反，嘉慶帝決定給予那彥成一個改過自新的機會，原本計劃將其發配至伊犁軍臺服役贖罪。

但是，鑑於那彥成母親去世的情況，嘉慶帝最終決定寬恕那彥成，免去了他的流放處罰。

七、東山再起

在清朝嘉慶與道光年間，有一位名叫那彥成的重臣，其仕途跌宕起伏，卻總能在關鍵時刻展現才華，實現“東山再起”。嘉慶二十三年（1818年），那彥成的職業生涯邁出了重要一步，他被任命為翰林院侍講，這一職位不僅標誌著他學識的認可，也為他日後的仕途奠定了堅實基礎。隨後，他步步高昇，歷任理藩院尚書、吏部尚書、刑部尚書等高官，展現了卓越的行政才能和法律智慧。

然而，仕途並非一帆風順。道光二年（1822年）十月，那彥成再次被委以重任，出任陝甘總督。這一任命背後，是青海境內的一場民族糾紛：黃河以南的藏民突然襲擊了黃河北岸的蒙民，導致雙方關係緊張。面對這一複雜局面，那彥成迅速行動，他首先果斷地逮捕並處決了挑起事端的藏民首領，有效遏制了事態的進一步惡化。同時，他切斷藏民的武器供應，對受害者蒙民進行安撫，並在沿河地區增派軍隊，對藏民實施嚴格管制，以此確保地區穩定，最終成功平息了這場糾紛。

道光五年（1825年），那彥成的仕途再次迎來高峰，他第二次被任命為直隸總督，這一職務使他成為北方重鎮的最高行政長官，肩負著維護地方治安、促進經濟發展的重任。

道光七年（1827年），新疆地區爆發張格爾叛亂，局勢動盪不安。由於那彥成對新疆情況瞭如指掌，他頻繁受到道光帝的召見，成為皇帝決策時的重要參謀。清軍平息叛亂後，那彥成被任命為欽差大臣，負責處理戰後善後事宜。他深知穩定邊疆的重要性，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加強對參贊大臣的考核與監督，提議允許他們攜帶家眷赴任，以穩定人心，增強官員的歸屬感與責任感。同時，他親自參與並主導了新疆城垣的修建工作，強化了邊防要塞的軍事部署，這些舉措極大地提升了邊疆地區的防禦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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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彥成的努力與成就得到了道光帝的高度認可。同年，因他在戰後善後工作中的出色表現，被賜予太子太保銜，並賞戴象徵榮譽的雙眼花翎，其肖像也被繪製並陳列於紫光閣，成為後世敬仰的典範。

八、晚年

道光九年（1829年），那彥成接到了詔書，被召回北京。在此之前，他已經歷經了多次仕途起伏，包括因濫用賑糧款項而被髮配伊犁軍臺，後因母親去世及嘉慶帝的寬恕而免於發配。回到京城後不久，那彥成再次被委以重任，重返直隸總督的崗位。

就在那彥成回到直隸總督任上時，新疆邊疆再次爆發了衝突。處理此次事件的欽差大臣認為，這次邊疆紛爭的根源在於那彥成之前平定張格爾叛亂時採取的政策。那彥成在處理張格爾叛亂時，實行了“沒收財產、禁止貿易”的嚴厲措施，這可能激化了當地的矛盾，導致了後續的不穩定局勢。

到了道光十一年（1831年），清廷正式認定那彥成在處理新疆事務上的政策失誤，導致了邊疆局勢惡化，因此以“誤國肇釁”的罪名將其革職。這一決定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