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亂局勢的一種積極應對。他的出現，使得南方有了一個相對穩定的政治中心，為後來的東晉王朝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次年（318年），司馬睿順應時勢，登基稱帝，建立起東晉王朝。這一舉措，不僅意味著南方有了一個獨立的漢族正統王朝，也標誌著南北朝時期的開始。東晉王朝的建立，不僅為南方帶來了相對穩定的政治環境，也為南方經濟、文化的發展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四、內憂外患，統治挑戰與權柄轉移

司馬睿在西晉末年的亂世中，憑藉與江東士族特別是王導、王敦兄弟的緊密合作，在建康稱帝，建立了東晉王朝，這一壯舉無疑展現了他的政治智慧與決斷力。然而，東晉政權的建立並沒有解決深層次的權力分配問題，反而暴露出其統治基礎的脆弱性和不穩定。

北方，五胡十六國紛爭不斷，異族勢力相繼崛起，強大的胡族政權如前趙、後趙等，始終對富庶的江南之地虎視眈眈，給新生的東晉帶來了持續不斷的軍事壓力和安全威脅。司馬睿不得不時刻提防北方的侵擾，同時致力於穩固南方邊界，以防戰火南延。

而在南方，由於西晉末年中原板蕩，大批北方士族和百姓紛紛南渡，這批南遷的人群不僅帶來了先進的文化和生產力，同時也將北方的門閥政治模式帶到了江南。以王導、王敦為代表的江東大族，在東晉建立過程中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他們利用自身雄厚的經濟基礎、廣泛的社會網路以及世代累積的文化優勢，迅速掌握了東晉朝廷的實際權力。

司馬睿深知自己在江東根基淺薄，為了獲得本地士族的支援，不得不大量啟用和倚重王氏兄弟等人。王導以其卓越的政治手腕和深得人心的策略，幫助司馬睿團結了眾多南遷的北人與本土的江南士族，構築了東晉初期的政治框架。但與此同時，也造成了皇權與士族權力之間的微妙平衡，甚至可以說是皇權的妥協與讓步。

王敦則掌握著強大的軍事力量，控制著長江中上游地區，多次干預朝政，甚至發動叛亂，直接挑戰司馬睿的皇權。這種情況之下，“王與馬共天下”的說法形象地揭示了東晉初期內部權力結構的特點：司馬睿雖然是名義上的天子，但實際政治權力主要掌握在以王導、王敦為代表計程車族手中，皇權與士族共享治理天下的權力，皇權受到了極大的限制和削弱。

五、晚年境遇，憂憤而終

司馬睿在位期間，作為東晉開國皇帝，面臨的是一個滿目瘡痍、內憂外患的世界。他深知要穩定局勢、恢復國家秩序，必須竭盡全力整合各方力量，包括皇室、北方流民、南方土著士族等多元利益群體。然而，理想與現實間的鴻溝往往難以逾越，尤其在權力分散且複雜的東晉初年，這種整合過程異常艱辛。

首先，外部威脅方面，北方的胡族勢力並未因西晉的滅亡而減弱對江南的覬覦，頻繁的邊境衝突使司馬睿不得不時刻警惕，分兵駐守，以防敵人南下侵犯。其次，內部矛盾錯綜複雜，其中最為突出的問題就是士族勢力的膨脹，尤其是以王敦為代表的江東大族。王敦憑藉擁戴司馬睿建立東晉的功績，以及掌握的軍事力量，對朝廷政策產生重大影響，甚至凌駕於皇權之上。

司馬睿試圖透過各種手段約束和削弱士族特權，以維護皇權的尊嚴和中央集權，但這種努力在王敦的反叛面前顯得尤為無力。太寧元年（322年），王敦以清君側為名起兵反叛，史稱“王敦之亂”，這是司馬睿在位期間最嚴重的皇權挑戰事件，不僅暴露了東晉皇權的虛弱，還預示著未來數十年間門閥士族與皇權的激烈鬥爭。

面對王敦之亂，司馬睿雖竭力應對，卻因實力懸殊、人心不齊而難以徹底平息叛亂。這次叛亂給司馬睿帶來了沉重的心理打擊，長期的壓力和憂慮使他的身體狀況每況愈下。最終，在無盡的困擾和絕望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