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唐高宗並未退縮。永徽六年（655年）十月，他果斷下詔廢黜王皇后，十一月即冊封武則天為皇后，完成了這場歷史性的皇后更替。與此同時，長孫無忌和褚遂良也因此事相繼遭到貶謫，標誌著高宗在皇權爭奪中的勝利，也預示著武則天開始正式登上唐朝政治舞臺的核心位置。

四、建立東都

在顯慶元年（656年），唐高宗李治下令重建被戰火破壞的洛陽乾元殿與應天門，顯示了他對恢復洛陽繁榮的雄心壯志。次年（657年）二月，他正式移駕洛陽，並頒佈《建東都詔》，強調洛陽作為地理位置優越、交通便利的戰略要地，具有連線四方、接納萬國朝貢的重要作用。因此，他將洛陽宮改為東都，使得洛州官吏編制品級等同於京師雍州，唐朝由此正式確立了兩京制度，長安和洛陽並列為國家的政治中心。

隨著長孫無忌和褚遂良兩位權臣的相繼失勢——褚遂良死於顯慶三年（658年），長孫無忌於顯慶四年（659年）被迫自殺，關隴集團的影響力大幅度削弱，高宗得以擺脫政治上的束縛，開始獨立決策，不再受制於人。這一時期，朝廷內外對進諫之事產生了嚴重的忌諱，長達20年間鮮有人敢於直言勸諫皇帝。

顯慶五年（660年），在對外戰爭取得顯著成果後，邢國公蘇定方平定了百濟之亂，並在十一月將俘獲的百濟國王扶余義慈及其太子等人押解至東都洛陽，在紫微城正南門——則天門進行獻俘儀式。唐高宗雖對百濟王族進行了責問，但最終下詔釋放他們，展現出其在處理戰俘問題上一定程度的寬仁與大度。

五、帝后同朝

顯慶五年（660年）後，唐高宗李治健康狀況逐漸惡化，出現頭暈目眩的症狀，影響了他對國家政務的正常處理。此時，皇后武則天敏銳地捕捉到這一時機，開始積極參與國事，逐步擴大其政治影響力。儘管已經貴為皇后，但武則天並不滿足於此，她意圖進一步掌控政權，為此採取了一系列策略：一方面排除異己，掃清通往權力巔峰道路上的障礙；另一方面積極培植親信勢力，以穩固自身地位。

面對武后的步步緊逼，高宗李治曾試圖廢黜武后，但在麟德元年（664年），此事因上官儀被揭露而流產，上官儀最終被誅殺。自此之後，李治再也無法有效約束武后的權勢擴張。至顯慶末年，隨著高宗病情加重，視 力 受損，無法全面主持朝政，武則天順理成章地逐漸掌握了實權。在她的建議下，高宗採納“天皇”稱號，與武則天並稱“二聖”，共同臨朝聽政，史稱“二聖臨朝”。

麟德二年（665年），唐高宗攜武后及文武百官、內外命婦進行泰山封禪大典，場面宏大壯觀，彰顯了大唐帝國的強盛與威嚴，同時也有利於鞏固武后的政治地位。在此期間，周邊眾多國家如突厥、于闐、波斯、天竺、倭國、新羅、百濟、高句麗等國派出使節和酋長隨行，顯示出唐朝強大的國際影響力。

總章元年（668年），唐朝成功平定高麗，設定安東都護府，將遼東地區納入版圖，顯示了軍事上的赫赫戰功，也進一步增強了朝廷的權威。

上元元年（674年），朝廷正式下詔尊皇帝為天皇，皇后為天后，武則天藉此契機提出建言十二事，涉及農業發展、輕徭薄賦、道德教化、行政改革等諸多領域，體現了她在治理國家方面的深思熟慮和卓越才能。雖然缺乏詳細實施效果的記載，但從高宗採納並實施這些建議可以看出，武則天的政治影響力已不可逆轉。

上元三年（676年），由於高宗風疾加劇，曾有意讓武后攝政，但遭到宰相郝處俊的諫止，指出天下是李氏家族世代傳承的，並非個人私有，因此高宗被迫放棄了遜位的想法。然而，武后並未就此停步，她繼續透過召集文學之士編撰各類書籍，如《列女傳》、《臣軌》、《百僚新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