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這事兒可就說來話長了。其實原本中蘇之間的合作關係是挺好的。這種友好關係也給雙方都帶來了巨大的利益。然而後來誰都沒有想到這種友好關係會急轉直下，在短短几年內就走向徹底破裂，由盟友轉變為劍拔弩張，怒目而視的敵人。

新中國成立後，實行了“一邊倒”的外交政策，並與蘇聯結成了聯盟。中蘇結盟除了有西方國家敵視新中國的因素以外，其主要原因是中蘇兩國有著共同的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到蘇共二十大之前，中蘇兩黨兩國在意識形態方面保持一致，幾乎沒有出現過什麼分歧。雙方都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指導。都奉行社會主義和**的意識形態，在國際上以一種聲音說話，並採取共同的路線、政策。儘管在這一時期中蘇兩黨兩國也有過矛盾和磨擦，但它所涉及的只是處理雙邊關係過程中遇到的一些具體問題，與理論、路線、政策和意識形態無關。兩國領導人也曾在私下裡相互抱怨，但從未將矛盾和磨擦與意識形態聯絡起來，更沒有公開地互相批評。

但是，從蘇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並提出“三和”路線開始。中蘇意識形態方面“完全一致”的狀況開始受到衝擊。中蘇兩黨的情況開始發生了變化。**除了對斯大林的評價有不同意見以外，對“和平過渡”也有不同看法。毛偉人在1956年就曾談到。蘇共二十大期間，人民日報發表了兩篇社論，“但社論中只談了和平共處與和平競賽問題，沒有談和平過渡問題，因為我們對這個問題有不同意見”

需要指出的是，1958年之前。儘管中蘇之間存在意識形態分歧，並且在第一次莫斯科會議上爭論還很激烈，但雙方並沒有發生論戰，只限於在內部交換意見。其中的原因，一是在此期間中蘇仍處在“蜜月時期”。雙方的分歧和爭論並不很多，而且僅限於斯大林的評價及和平過渡問題，還沒有直接涉及彼此的國家利益；二是在爭論中，主要是中方批評蘇方，而赫魯曉夫等人因為立足未穩、麻煩頗多，特別需要中國領導人的支援，不得不對中方的批評採取忍耐態度；三是中方也需要蘇方的經濟、軍事援助，並希望繼續維護中蘇友好合作的大局，因而在批評蘇方時所持的態度和方法均比較謹慎。

從1958年春夏開始，中蘇兩黨在涉及國家利益的許多問題上發生了衝突，並在兩國的內政外交政策上出現了爭執，這不僅使雙方的分歧和爭執越來越多，超出了意識形態範圍，而且這些分歧和爭執與意識形態分歧交織在一起，使意識形態分歧變得更加嚴重。面對意識

形態分歧的擴大，中蘇雙方都改變了以往比較謹慎、就事論事與心平氣和的做法，採取了自以為是、固執己見、強加於人、毫不妥協、無限上綱的武斷態度，並從布加勒斯特會議開始，陷入不斷地進行報復和反報復的惡性迴圈之中，從而無可挽回地加劇了意識形態分歧。而且兩黨都把意識形態分歧上升到馬克思主義原則的高度。中蘇雙方都是注重意識形態的國家，當分歧和矛盾越來越多時，雙方都必然要從意識形態方面去尋找原因。

這樣一來，為了在意識形態爭執中最終戰勝對方，雙方均採取了“公開論戰”的做法。蘇聯提出國際**運動總路線之後，特別是在公開信中系統地闡述了蘇共的理論觀點之後，毛偉人決心同蘇共中央展開公開的意識形態大論戰。毛偉人已經認定，蘇聯**出現了修正主義，代表人物就是赫魯曉夫，他有一條系統的修正主義路線，並導致蘇聯出現了資本主義復辟，所以要把赫魯曉夫修正主義批倒、批臭，從而把大論戰推向了**。在論戰的**期，雙方基本上都緊緊圍繞意識形態分歧為核心，使論戰成為意識形態的大論戰。**認為蘇共是修正主義、分裂主義，蘇共認為**是教條主義、左傾機會主義。”（未完待續。）

第二百九十二章　原因2

唐寧總結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