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民的那句名言流傳千古：“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早期的他確是這麼做的，“恐人不言，導之使諫”，且“聞善若驚”、“聞過則喜”，可是僅到了貞觀六年，骨子裡面“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思想開始抬頭，他“不悅人諫”、“漸惡直言”，有時雖勉強聽受，但“意終不平，諒有難色。”

到了貞觀十一年，李世民甚至為杜絕群臣來勸諫自己，直接公開警告大家：“若不為此，不便我身。”貞觀十九年時，諫臣劉洎只因為在背後說了他一句“疾勢如此，聖躬可憂”的肺腑之言，結果便被抓了個“謀執朝衡”的罪名，被逼自殺了。

晚年的李世民對大臣的疑忌心也越來越重，動輒問罪，輕則貶黜，就連尉遲敬德這等佐命功臣都被猜忌。就算房玄齡這種級別的人物，見到他就像老鼠見了貓一樣，有一次他因勸諫李世民，差點被李世民所殺，最後還是長孫皇后出面干涉才逃過一劫，以至於房玄齡臨終時難過的說：“現在朝廷已無人敢犯顏直諫了！”

他早年曾下過杜絕宮內各項奢糜的禁令，但從貞觀六年開始，就逐步背離自己的諾言，到了晚年，就更加放縱了。比如“求駿馬於萬里，市珍奇於域外”，在太宗的要求下，“難得之貨，無遠不臻，珍玩之作，無時能止。”京師及四方所造宮內用物及服飾，也都十分華麗。

這也暴露出他貪戀酒色的本性，特別是貞觀十年36歲的長孫皇后去世後，李世民開始不斷地蒐羅美女充實後宮，搞得民間百姓苦不堪言，當時才十四歲的武則天就是在這個時候被吸納進宮，成為“才人”的。廬江王李瑗被殺後，他的愛姬也被李世民收入房中。

李世民一生最令人所詬病的就是三徵遼東，不僅徒勞無功，還使“士馬疲於甲冑，舟車倦於轉輸”，給全國百姓增加的負擔尤為沉重。

第一次伐遼東失敗後，他為準備第二次徵遼東，在貞觀二十一年八月下令，調發江南宣、潤、常，杭、越、臺、江、洪等十二州的工匠，造幾百艘大船。次年二月，又遣使催逼劍南百姓修造長百尺、寬五十尺的大船；八月，又令越州及婺、洪等州復造海船一千一百艘。使臣和州縣官吏還催逼百姓繳納“船庸”，“州縣督迫嚴急，民至賣田宅、子女不能供，谷價踴貴，劍外騷然。”最後硬是逼得劍南道（川貴地區）爆發了大規模的農民起義。

這時他才意識到這種做法的不良後果，擔心事態進一步發展，不得已宣佈取消劍南百姓所負擔的“船庸”，改由官府支付。由於太宗晚年一意孤行，朝臣中很少有人敢當面進諫。房玄齡臨死前，對兒子們說：“今天下無事，唯東征未已，群臣莫敢諫，吾知而不言，死有餘責。”便上了最後一疏，勸李世民“焚凌波之船，罷應募之眾”，停止征伐遼東。事實上，李世民晚年，有些地區社會矛盾已發展到相當嚴重的程度，故房玄齡要求李世民停止征伐。

李世民還做了一件影響很壞的事。

至高無上的皇帝怕什麼，特別是那些希望青史留名的英明君主，他們最怕的就是史官們的秉筆直言，唐太宗之前的史官向來有“如實記載，不虛美，不隱惡”的優良傳統，就算是強橫霸道的漢武帝都沒能讓司馬遷在史書上改動一絲一毫，但李世民卻給後來的皇帝開了個惡劣的先例。

據史書記載，李世民曾先後三次要求親自檢視李淵和他本人的《實錄》，貞觀十八年，李世民向兼任史官的褚遂良索要起居注，遭到嚴詞拒絕。隔了一年，他又向房玄齡索要起居注，房玄齡不得已將“起居注”刪為“實錄”給他看。

李世民這種此地無銀三百兩的做法，極為跌份兒。就連《資治通鑑》的編者司馬光都不但痛斥此事，還將很多《太宗實錄》的材料予以否定和放棄，對《實錄》的真實性持嚴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