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德文譯員。他從此追隨張之洞，由廣州而武昌，由武昌而京城（中間在南京短暫任職），總計長達二十二年之久。剛入張之洞幕府時，辜鴻銘的洋文雖然出眾，國學卻尚未入門，一代鴻儒沈曾植頗為輕視這位假洋鬼子，對他說：你說的話我都懂，你要懂我的話，還須讀二十年中國書。辜鴻銘受此刺激，從此寢饋於中國典籍之中，十餘年後再向沈曾植挑戰，沈曾植即高掛免戰牌。

在《張文襄幕府紀聞》一書中，辜鴻銘曾寫到張文襄（之洞）對他，“雖未敢雲以國士相待，然始終禮遇不稍衰”，“餘隨張文襄幕府最久，每與論事輒不能聽”，“張文襄嘗對客論餘，曰某（辜）知經不知權”，瞧這幾句話連皮帶餡，實際上是三分感激夾帶七分牢騷。張之洞少年得志，擢巍科（一甲第三名，俗稱“探花”），點翰林，放學政，其後久任封疆大吏，辦洋務，倡新學，標榜“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這八個字一度風靡國中。但張之洞的骨子裡仍滲透了舊文官習氣，用人首重門第，次重科甲，三重名士，至於喝過洋墨水的人材，僅僅充為譯員，很難得到他的舉薦。辜鴻銘通曉歐洲多國語文，在外交場合為張之洞掙足了面子，卻仍然只是處於養而備用的境地。張之洞是大傲哥，辜鴻銘也是大傲哥，一個是上司，一個是下級，難免會有衝突，會有頂撞，兩人居然能長期做到彼此諒解，相互包涵，已屬難能可貴。辜鴻銘擁有足夠的閒暇，不見得就是壞事，他沉潛於六經子史之中，欣然感嘆：“道固在是，無待旁求。”一旦對儒家經典心領神會，他便在英文刊物上發表介紹和評述中國文化精華的文章，歐洲學者正是從他豁開的這扇敞亮的視窗看到中國哲學和文化的精深邃密之處，因而感到驚奇和興奮，俄國文豪列夫·托爾斯泰與辜鴻銘用書信探討過中國文化對現實世界所起的作用，丹麥文學與社會評論家勃蘭兌斯也在長篇評論中對辜鴻銘批判歐洲文化的觀點表示激賞。辜鴻銘還做了一樁拓荒性質的工作，他用典雅的英文翻譯“四書”中的《論語》和《中庸》，把文化輸出這一專案做得十分到位，因此在歐洲知識界掙得持久不墜的聲譽，也可算是失之東隅，收之桑榆。

辜鴻銘靜待時來運轉，一等就是十七年。張之洞突然想起這位模範幕僚雖然孤傲，倒也精明，卻遲遲未獲提升，自己做老闆的實在有些過意不去。他對辜鴻銘說：“十七年來，我對你有所疏忽，可是你為什麼不提出要求呢？我很忙，把你的晉升給忘了。”張之洞這回動了真格的，向光緒皇帝舉薦辜鴻銘，御旨任命辜鴻銘為上海黃浦浚治局督辦，月薪高達800兩銀子，確實是個肥差。辜氏對物質生活沒有奢求，做官做得相當清廉，獨善其身也就罷了，他在財務上盯得太緊，居然揭發並控告洋人的貪贓舞弊行為，妨礙他們發財，這就等於搬起石頭砸爛自己的金飯碗。

1907年夏，張之洞奉旨進京出任體仁閣大學士兼軍機大臣，他在幕僚中精心挑選了兩名“洋學生”——梁敦彥和辜鴻銘隨同北上。到了北京，梁、辜二人同入外務部，辜鴻銘任員外郎，旋升郎中，做了司長，總算混到出人頭地了。

1910年1月17日，辜鴻銘獲得清廷賞賜的一項榮譽：即以其“遊學專門列入一等”，賞給文科進士。在同榜中，嚴復居首，辜鴻銘居次，伍光建列第三。辜鴻銘對自己屈居第二，深感氣悶，一直耿耿於懷，怫然不樂。如果說嚴復、伍光建將西洋名著輸入到國內，使國人眼界大開，算是了不起的本事，他辜鴻銘將中國儒家文化輸出到國外，去感化那些野蠻的洋鬼子，就更是了不起的本事。但嚴、伍的功績國人有目共睹，辜的功績則是在西洋知識界有口皆碑，他顯然要吃虧一些，能點個榜眼，不說心滿意足，他也該心平氣和了。

張之洞去世後不久，被貶居彰德的袁世凱大有捲土重來之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