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動學術權威陳寅恪”的愚蠢言詞更令老教授怒不可遏。陳寅恪的工資被削減了，牛奶被斷掉了，他的健康失去了最根本的保障。一代鴻儒，遭此折磨，究竟是誰之罪？！

五、晚年之痛 1954年春，國務院派特使去廣州迎接陳寅恪赴京，就任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歷史研究第二所所長，在別人看來，這是一件亦喜亦榮的好事，家人、朋友都勸他成行，他卻以“貪戀廣州暖和”、“寧居中山大學，康安便適（生活、圖書）”和“從來怕做行政領導工作”為由，不願挪窩。在某些領導看來，陳寅恪這般矜持，顯然是不識抬舉。1958年，批判“厚古薄今”運動開鑼，陳寅恪首當其衝，遭到攻擊，在政治排隊中，也被列為“中右”。他一怒之下，不再授課，從此潛心著述。1959年，###長周揚在廣州探訪了陳寅恪，儘管他沒把那句“政治先行，學術跟上”的口頭禪掛在嘴上，兩人的交談仍然欠缺愉快。後來，周揚在一次大會上提及自己與老教授的“正面交鋒”：我與陳寅恪談過話，歷史家，有點怪，國民黨把他當國寶，曾用飛機接他走。記憶力驚人，書熟悉得不得了，隨便講哪，知道哪地方。英、法、梵文都好，清末四公子之一（按，這是周揚記憶偶誤，錯父為子）。1959年我去拜訪他，他問，周先生，新華社你管不管？我說有點關係。他說1958年幾月幾日，新華社廣播了新聞，大學生教學比老師還好，只隔了半年，為什麼又說學生向老師學習，何前後矛盾如此？我被突然襲擊了一下，我說新事物要實驗，總要實驗幾次，革命，社會主義也是個實驗。買雙鞋，要實驗那麼幾次。他不大滿意，說實驗是可以，但尺寸不要差得太遠，但差一點是可能的……從以上的交談可以看出，陳寅恪性格耿直，竟然斗膽詰問###長，他真是有什麼講什麼，心中藏不住話。從另一方面看，周揚也該感到幸運，畢竟他還見到了陳寅恪的真容，康生想要登門拜訪，則吃下一道冷冷的閉門羹。年紀愈大，陳寅恪就愈不待見要人，這完全是由他內心的感情和理智決定的。

1961年7月，吳宓從重慶到廣州，探望老友陳寅恪，他們自西南聯大一別，已經暌違了十多年。故友重逢，把酒言歡，自然是推心置腹。陳寅恪當年的心跡在吳宓的日記中都有詳細的記錄。吳宓在1961年8月30日的日記中寫道，“……在我輩如陳寅恪者，則仍確信中國孔子儒道之正大，有裨於全世界，而佛教亦純正。我輩本此信仰，故雖危行言遜，但屹立不動，決不從世俗為轉移。”吳宓在1961年8月31日的日記中又記道，“陳寅恪十二年來身居此校能始終不入民主黨派，不參加政治學習而自由研究，隨意研究，縱有攻詆之者，莫能撼動。然寅恪自處與發言亦極審慎，即不談政治，不論時事，不臧否人物，不接見任何外國客人。尤以病盲，得免與一切周旋，安居自守，樂其所樂，斯誠為人所難及。”從這兩段日記我們可以看出，1961年前後，陳寅恪的總體狀況還算不錯，雖然他遭到一些攻訐，自己的舊著也遲遲不能重印，難免向胡喬木發點“蓋棺有期，出版無日”的牢騷，但其史學大師的地位未曾有絲毫動搖，其所執信念也未成為標靶。

人生五痛（4）

1964年夏，陳寅恪畢盡十年之力，鉤沉稽隱，殫精竭慮，《錢柳因緣詩釋證稿》初稿終於殺青，後易名為《柳如是別傳》。稿末有《稿竟說偈》一首：奇女氣銷，三百載下。

孰發幽光，陳最良也。

嗟陳教授，越教越啞。

麗香鬧學，皋比決舍。

無事轉忙，燃脂瞑寫。

成卌萬言，如瓶水瀉。

怒罵嬉笑，亦俚亦雅。

非舊非新，童牛角馬。

刻意傷春，貯淚盈把。

痛哭古人，留贈來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