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前，魏王李縝推舉李秋來杭州府之前，便曾反覆交代，到了杭州之後，他首要之務便是徵繳鹽稅，只因目下的大乾國庫，實在太需要銀子了！

也就是說，魏王殿下其實根本就不關心杭州府到底有多少貪官與汙吏，他在乎的只有兩個字——銀子！只要鹽稅能收得上來，就算杭州府遍地貪官，也不足道！

徵繳鹽稅，為朝廷充實國庫，就成了李秋此來的唯一目的。

而杭州分水堂，恰正是橫亙在鹽稅面前的一座大山，此山不除，鹽稅將顆粒難收。

其原因很簡單，分水堂的存在，就如同一隻巨大的怪獸，將杭州府的所有鹽稅盡數吞噬。

依照大乾律令，普天下之鹽，從開採製作到運送販賣，皆由官府專營，嚴禁民間私相買賣。

只不過，律令雖如此，但執行起來就異常困難。那些官府中人，往往只懂得按時點卯上值與掐著點登班下值；懂得每日開會研討；懂得到處視察民生；而對於這經營之道卻近乎是一竅不通。於是乎，經過多年的發展與變通，各地官府又頻出妙招，除了將食鹽的開採與製作還是歸攏於各地的鹽廠與鹽務司之外，所有食鹽的儲存、運送、販賣與經營，依然是委託給了民間的商戶。

這一項變通，經過朝廷的默許之後，就成了一種規則。

依照這一項規則，並非所有的民間商戶都能經營食鹽買賣。要想經營食鹽生意，首先得向官府申領“鹽牒”，有了“鹽牒”之後，商戶才有了販賣食鹽的資格。而僅僅有“鹽牒”還不夠，每一筆食鹽買賣，都需由當地官府開具“官鹽通引文書”，簡稱“鹽引”。有了這張“鹽引”，才能代表商戶手中的食鹽乃是正宗的大乾官鹽，可以在各道、府、縣暢通無阻。

這薄薄的一紙“鹽引”，作用如此巨大，代價自然也是不低。商戶要想從官府中獲取“鹽引”，須得貢獻每一筆買賣的近五成利。是以，但凡是規規矩矩經營官鹽的商戶，縱然是勞心勞力，到最後所得卻也不多，其獲利之大頭，往往都貢獻給了官府。

外加那張“鹽牒”，分量也是不輕。只因各地官府，對於“鹽牒”之發放都有名額限制，商戶為了逐利，往往不惜高價競買，是以在一些富庶州府，一份“鹽牒”甚而已競價到了萬兩白銀之上。

如此一來，官府不用涉足經營，僅透過發放“鹽牒”，便獲取了大量白銀，又透過開具“鹽引”，向商戶抽成一半，更是能抽拔到每一筆官鹽買賣的鉅額盈利。是以，鹽稅便成了各地官府的一項重要稅收來源，尤其是東南沿海一帶，百姓富庶，海鹽曬制便利，鹽稅更是豐厚無比。

而杭州府恰處於東南沿海之地，它既是大乾最為富庶的四府之一，又因山海之便，本地就開建有鹽廠，所曬制的海鹽乃是聞名天下的精白鹽。按理來說，杭州府的鹽稅數目應當是整個大乾之翹楚才對，然而多年來，這裡的鹽稅也只是比其它州府略多一些而已，收成好的年份有七、八十萬兩，若是尋常年份，就只有六十餘萬兩白銀。

饒是如此，若吳文龍能將這六十萬兩鹽稅盡數上交於國庫，則無論魏王還是朝中言官，便已無話可說，可他為官近一年，卻只實收了區區五萬兩銀子，這如何能說得過去！

李秋在這三日中，已命人多方打探，發覺整個杭州府的食鹽生意，都已被杭州分水堂所壟斷。

分水堂壟斷的非但是所有食鹽的運送與買賣，甚而連鹽廠的管轄也由他一手掌控，如此一來，自杭州府進出的食鹽，已分不清“官鹽”還是“私鹽”，反正都成了分水堂的鹽……

也就是說，所有從杭州府進出的鹽，其買賣之獲利已盡數進了分水堂之腰包。之前杭州知府洪文堂上交國庫之所謂鹽稅，無非是分水堂與洪文堂商量好的一個數目而已。

依照此情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