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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八　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1）

早在給維廉姆斯教授的信之前，胡適致信韋蓮司，已經流露過上述兩種想法。一、“吾對造反者甚感同情。可是，吾不贊成現今之革命。”二、“吾輩之職責在於，準備這些必要的先決條件即‘造新因’。”　此處的“造新因”當聯絡前此的“再造文明”，即透過教育為新文明新增新的因子。

十多天後，胡適給國內朋友許怡蓀寫信，再度申述這個“造因”。他的意見是：

……適近來勸人，不但勿以帝制攖心，即外患亡國亦不足慮。倘祖國有不能亡之資，則祖國決不至亡。倘其無之，則吾輩今日之紛紛，亦不能阻其不亡。不如打定主意，從根本著手，為祖國造不能亡之因，庶幾猶有雖亡而終存之一日爾。

這就不難理解日本二十一條釋出後，北美學生群情激昂，胡適卻為什麼獨自主張保持鎮靜、賡續學業。照說，一個世紀看下來，胡適的思想並無獨致與深刻，他的不同在於，他的眼界十分高明，即在年輕時，這一點就已形露而出。很難想象，在眾人一面倒的亢奮中，他能不為其淹而獨保那份“清明的理性”，而此時他也不過24歲，也正是容易沸騰的年齡。至於那句“外患亡國亦不足慮”是要招致千古罵名的，可是順著他的思路往下爬梳，你能說他說的沒有道理？

……適以為今日造因之道，首在樹人；樹人之道，端賴教育。故適近來別無奢望，但求歸國後能以一張苦口，一支禿筆，從事於社會教育，以為百年樹人之計：如是而已。（同上）

“樹人”，這是魯迅的名字了。魯迅初名樟壽，後改名樹人。也是在二十多歲時，留學日本的他作《文化偏至論》，其中表達的觀點“是故將生存兩間，角逐列國是務，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後凡事舉”。這種“根柢在人”的觀點，胡魯是共同的（其實，他們的觀點都來自梁啟超，來自梁啟超的“新民”）。但，同為樹人，胡魯顯然又不一樣。魯迅的樹人有兩個反對面，一個是“富有”，一個是“眾治”，前者是魯迅不贊成洋務運動富國強兵那一套，後者是魯迅不贊成戊戌維新立憲國會那一套。胡適不然，他提出樹人，其反對面是那種企圖走捷徑的“革命”。就像胡適不會反對富國強兵尤其立憲國會一樣，魯迅則不會反對“火與劍”的革命，而且後來更主革命。革命的遭遇不革命的，胡魯後來分道揚鑣，彼此都符合他們內在的思想邏輯。另外，即以樹人本身，胡魯亦分別有所計較，魯迅的樹人是以尼采的超人為其底本的，其中流貫著的是精英政治乃至超人政治的血脈，胡適雖然未曾明言何以教人，但肯定不是他曾經批判過的尼采那一路，而是他身受濡染的北美這一徑。

……明知樹人乃最迂遠之圖。然近來洞見國事與天下事均非捷徑所能為功。七年之病當求三年之艾。倘以三年之艾為迂遠而不為，則終亦必亡而已矣。……（同上）

七年之病當求三年之艾，是胡適經常講的一句話，這句話梁啟超在《政治之基礎與言論家之指標》中也說過，胡適曾經大篇幅地抄錄過其中內容，而胡適此信，其中也閃動著梁的影子。至於此句，推其原始，則來自孟子，《孟子·離婁上》雲：“今之慾王者，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苟為不畜，終身不得”。艾即艾葉，藥草也，古人針灸時用，以長年儲存並乾透為好。治療不愈之久疾，則需經年之艾葉，否則不治。如不早作儲積，一輩子都得不到。“三年的蓄艾”，是平時的功夫，這裡沒有捷徑，也沒有急功近利，它是打基礎造前提的努力。造就新文明，在於造就新人，百年樹人，這才是根本。而革命，在胡適眼裡無以解決這個根本。

案：至於說這封給許怡蓀的信閃動著梁啟超的影子，可查胡適前一年5月23日的日記，梁啟超搞政治出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