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在一個競爭十分激烈的社會里，每一個人都猶如逆水行船，不進則退。不拼命工作，不參與競爭，收入就會很低，就不會有體面生活所需要的物質財富。如果不能體面地生活，還談什麼幸福呢！雖然收入提高不一定帶來幸福，收入下降卻一定會導致幸福感下降。幸福—收入悖論的背後是一種制度悖論。同樣的難題是，如果不把生態環境納入經濟交易體系，明細產權，就不能有效保護它。但如果這樣做了，就意味著生活成本的提高。對於低收入者來說，增加生活成本幸福感會提高嗎？

我的看法是，要想改變傳統經濟學對幸福的態度，必須加強制度經濟學的研究，要把制度經濟學、環境經濟學、生態經濟學、幸福經濟學、技術經濟學、心理學等多學科結合起來研究，才能真正解決我們所面臨的問題與挑戰。

福魯哈爾說，讓研究者和政治家開始思考如何讓整個社會更幸福，只是個時間問題。出人意料的是，對實現這個目標最初的建議之一是——增稅。英國沃威克大學的安德魯·奧斯瓦爾德認為，大幅增稅可以減輕大多數人的妒火，從而使公眾更幸福。倫敦經濟學院的理查德·萊亞德勳爵2005年出版的《幸福：一門新學科的教誨》一書中，指出決策者應努力減少犯罪和家庭動盪，令企業取消績效工資（可以降低競爭的激烈程度），並加大對心理健康、非職業化教育和思想道德教育的公共投入。英國保守黨領袖戴維·卡梅隆說：“我們不能只想著怎樣才能讓人民的錢袋鼓起來，還要想著怎樣才能讓人民更幸福。”但是，一方面增稅，一方面不能只想著讓人民的錢袋子鼓起來，稅收從哪裡來？用什麼投資於大眾健康和公共教育？我們是否需要徹底剷除資本主義制度，在全球推進共產主義制度，剷除競爭？或者我們需要建立一種道德高尚、沒有競爭但每個人都自覺努力工作的新型資本主義制度？這種制度是什麼樣的呢？

事實上，對於處於發展過程中的國家來說，如果能夠使人們的收入不斷提高，每個人都會感到快樂一些。“增長”並非無用指標，GDP並非如批評者們說得那麼可恨，也並非與人民的幸福感不相關。關鍵是怎樣獲得GDP的增長。用GDH（Gross　Domestic　Happiness，國內幸福總值）替代GDP並不能解決發展中國家的發展問題。據說尼泊爾已經廢除了GDP統計，改用國民幸福指數進行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但尼泊爾不會因此而變為發達國家。

在現代技術創新的條件下，要解決經濟增長與資源環境之間的矛盾，不在於生產什麼，而在於怎樣生產；要使人民的幸福感與經濟增長同步發展，使人民的道德水平和品格不斷提高，就必須建立和諧的社會物質利益關係，必須發展和完善社會主義*制度，杜絕官員*。

以上是我讀了本書後的點滴感想，與讀者共享。希望本書能夠給讀更多的啟迪。

齊建國

中國社會科學院數量經濟與技術經濟研究所

副所長、研究員

2009年7月於北京

中文版序（1）

我非常高興能將此書呈現給中國朋友，以感謝你們兩年來的熱情款待，2004年11月至2006年12月，我作為中國政府的高階經濟顧問在中國，確切地說，是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協助建立“綠色GDP”核算體系和新型“小康”社會發展指標。

寫作此書的動機，源自我的美國和加拿大商科學生的激勵，他們認為我為經濟學和商學引進了一種新的鑑賞語言。我提醒他們“經濟”一詞來源於希臘語中明智的家庭職責；就其本質而言，如果能夠管理好一個家庭的話，我們都是經濟學家。我還提醒他們，“競爭”一詞來源於拉丁語petere，即“一起努力”的意思。現在的情況則是，我們所擁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