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中，對無果等人的評價莫衷一是。有人為這這八十多人義舉吟詩讚頌，也有人跳起來斥責其行為魯莽，不敢在兩軍陣前堂堂正正的與李恆廝殺，反而採用如此下流手段，辱沒了大宋禮儀之邦的美名。直到文天祥親自寫了祭奠無果，並以“賊未離宋境，反抗者一切手段皆為正義！”作為全文終結，儒林中爭論才慢慢平息下去。

一些對元庭不滿的民間力量受到鼓舞，趁勢大起。一時間，兩江、兩浙、荊湖、兩廣，到處都是打著大宋或破虜軍旗號的義軍，就連北元統治了多年，治安最穩定的中書省各地也受到了波及。忙得監國太子金真焦頭爛額，不得已，將原本聚集在建康，隨時準備南下接受達春排程的八萬多蒙古軍再度分散往各地去滅火。導致沒有友軍支援，也沒有援兵補充的達春部對福建的攻擊越來越乏力，慢慢地，連騷擾之軍都派得少了。

刺殺行動帶來的震撼還不止如此，自無果戰死後，很多江湖豪傑不敢再自稱一個“俠”字，一些喝醉了酒便上街打架，靠一股子狠勁橫行鄉里的地痞流氓，更不敢以江湖人自我標榜。在世人的眼中，所謂俠客，不再是簡單的“以武犯禁”，也不再是勇武有力的標誌，而是代表了荊苛等人在暴政面前的抗爭與不屈，代表了一個匹夫肩頭對國家的責任。七百八十餘年後，有為評話者重新演繹的無果等人的故事，用一句話把俠客形象概括總結，聞者皆拍案讚賞。

那句話便是：“為國為民，俠之大者！”這些都是後話，書中暫且不提。

福建大都督府，文天祥輕輕地放下了手中的情報。從各地細作送回來的情報中分析，針對李恆的刺殺行動，已經嚴重打擊了北元在江南的統治。一些地方高官甚至不敢輕易出門，稍聞風吹草動就全城封鎖，搜查可疑刺客。對百姓傷害最重的那些貪官，特別是北元派往地方的轉運使，倉庫使們更是惶惶不可終日。其麾下狐假虎威的小吏們，甚至連離城十里的村落都不敢去收稅。

但文天祥卻否決了由劉子俊、何時、陳子敬等人聯名提出的，對北元治下各省高官逐個進行清除的行動。民間自發的抵抗熱情需要鼓勵，但刺殺行動付出的成本過高，讓文天祥不得不謹慎考慮。李恆遇刺後，北元隨即進行的“寧錯殺不錯放”的瘋狂反撲，幾乎把敵情司潛伏在兩廣的細作給連根拔了個乾淨。所以，這種影響長遠，但實際收效不明顯的做法還是謹慎些為佳。殺了一個地方官員，北元會再委派一個。只要蒙古人還佔據著戰場主動，天下有的是經不起高官厚祿誘惑的精英。而相比這些所謂的精英，敵情司潛伏在各地默默無名的細作們顯然更重要。以一命換一命的方式去硬拼，對破虜軍不合算，破虜軍也拼不起。

他需要更有效的辦法，比如，用戰場上的區域性勝利來打擊觀望和盲從者對北元的信心。眼下隨著在永安之戰受傷計程車兵陸續歸隊，從流民中招募的壯士慢慢適應了軍旅，破虜軍已經開始慢慢恢復元氣。正是再度出擊，挑揀實力弱小的對手練兵，並擴大地盤的好時候。而兩廣的混亂，剛好給大都督府提供了填充北元戰略重心轉移後，所留下武力空白的好機會。

在戰場上正面角逐的同時，還有另一些高效、易行的戰術可以採用。北元兵多將廣，但對戰爭的理解上，卻與文忠差了不止一個層面。

三月，伶仃洋，昏暗的星光下，二十多艘帆船分先後兩個縱隊，悄悄地靠近滑過了水面，幽靈般，向沉睡中的廣州港靠去。

為了防備破虜軍水師偷襲，前平宋副都元帥李恆可謂費盡心思。用小船和巨木在港口外如陸上建營壘般紮了一座巨大的水寨不算，還在港口外圍的海島的礁石上，修建了百餘個烽火臺。烽火臺上，晝夜有人監視。一旦外海有警，片刻之內，所有駐紮在廣州的元軍都會傾巢而出。

可今天，外圍的幾個烽火臺同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