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戰亂變局，王崇武“胸懷抑鬱，無可發洩，只有靠讀書來排遣”（張德信：《王崇武的明史研究》，第6頁），埋首史籍，耕耘不輟。因此，顧頡剛在1940年代末期點評中國史學研究的業績，指稱在明史研究領域裡，王崇武和吳晗的“貢獻為最大”（顧頡剛：《當代中國史學》，第93頁），正展現王崇武的學術業績，已然深受學界肯定。

仔細檢討王崇武這一時期的論著，對於明清易代之際史事的求索，亦是他的研究重點之一。眾所周知，研治明清易代之史，甚為困難，“欲纂修南明清初歷史，非博求野史，加以選擇，互相印證不可”（謝國楨：《明清史料研究》，第180頁）。那麼，王崇武向這個領域“進軍”，如未廣涉清代史書文獻，恐怕難能有所成就。如王崇武考證《敬修堂釣業》一書的作者是明代遺民查繼佐，搜尋史料，羅掘俱窮，考證細膩，令人歎為觀止。像為了證明查繼佐的父親名喚大宗，母親姓沈，他引證了黃石齋（黃道周）的《沈爾翰傳》等資料，還特別註明曰，這篇《沈爾翰傳》的來源“據沈氏《年譜》引，清道光福州刻本黃《集》無此傳”（王崇武：《查繼佐與〈敬修堂釣業〉》，第596頁）。顯然，王崇武引徵黃道周《沈爾翰傳》的時候，必然查核過清朝道光年間福州刻印的黃氏《文集》，卻毫無所得，只好從沈爾翰的《年譜》轉引。舉此一例，即可揣想，王崇武非僅廣閱史籍，甚且讀書精細，校核史料，絕無輕忽。傅斯年嘗言：

整理史料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歷史學家本領之高低全在這一處上決定。後人想在前人工作上增高：第一，要能得到並且能利用前人不曾見或不曾用的材料；第二，要比前人有更細密更確切的分辨力。（傅斯年：《史學方法導論》，載《傅斯年全集》，第1冊，第58頁）

因此，即便不能排除王崇武是在“私下”場合窺涉元清兩代之史籍的可能，一旦他能以“細密”“確切”的態度來追索訪求史料，並進一步地開展考證工作，探索史事，業績確實牢靠，對他“整理史料”的高強本領，傅斯年應當只會頷首稱譽才是。否則，傅斯年如果真要“令出必行”，看到王崇武的這篇文章居然引徵清代史籍，違反他的清規戒律，那麼它也不可能登諸《史語所集刊》了。

就別的例證來說，史語所裡的青年學者，要讀些什麼書，應該都是自己決定的。像是以魏晉南北朝史為專業領域的週一良，比王崇武稍早進入史語所，當他入所之後，固然以魏晉六朝諸“正史”作為研究的主要史料來源，亦復涉讀批覽在此範圍之外的《金石萃編》、《資治通鑑》等相關史料或史著；至如清代學者錢大昕《廿二史考異》、趙翼《廿二史札記》等考證成果，也是他閱讀“正史”必同時檢閱參照的著述。在1945年才進入史語所的嚴耕望，則以中國政治制度史和人文地理兩大範疇為研究主題，唐朝歷史也是他主要投注心力的研究領域。但是，為了要對治唐史有所幫助，嚴耕望自稱還是“把《宋史》自頭至尾，自第一個字到最後一個字相當認真地看了一遍”。（嚴耕望：《治史經驗談》，第15頁）

這樣說來，即令傅斯年對史語所的這幫青年學者確實“監督甚嚴”，就平素往來應對的生活面向而言，這批青年或許也確實是害怕懼畏傅斯年這頭“胖貓”的“小耗子”。只是，在知識探索的天地裡，如果傅斯年真想要發號施令，決定他們在史料的海洋裡尋尋覓覓的工作方向和範圍，恐怕必有力不從心之嘆。對學術權威唯唯諾諾的人，不會在知識生產的天地裡，創生出任何實質的成果。王崇武的學術業績，證明了他絕對不是容許“胖貓”頤指氣使的“小耗子”。

第五章　顧頡剛離開北京（1）

一

顧頡剛放下了筆，看著攤在自己面前厚厚一沓的稿紙，最後一張紙上的墨跡還沒全乾，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