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受教育路徑與左宗棠完全不一樣。曾國藩一直是體制內薰陶出來的，儒家文化的孝臣忠君思想，在日夜的跪拜與磕頭中，幾乎已經沉澱為他的基因螺旋。&ldo;戰戰兢兢，即生時不忘地獄&rdo;，封建官僚的規矩、保守、固化程式，讓他瞻前顧後，喪失了&ldo;豪雄蓋代&rdo;的氣概。

以曾國藩謹慎的性格，對奪權成功後，能不能穩住陣腳，維繫長久，也沒有多少把握。湘勇內部有分裂的可能性，淮軍勢力脫離出去也會對自己造成威脅，八旗騎兵主力在北方依然存在，捻軍起義、回民叛亂，西方列強的眈眈虎視，曾國藩都會將它考慮成政治與軍事風險。

而且事前他沒有這個打算。事非預不立，曾國藩辦團練時理想就是衛道，而沒有想過倒戈，中途也就沒有夾帶掛羊頭賣狗肉的事，比方暗地囤積軍隊，專留作推翻朝廷用。臨時變動計劃，會多麼粗糙難成啊。

作為湘勇統帥，周全考慮下來，還有一個深層的問題，就是真正的政治綱領，他們沒有。

太平天國往小處說有&ldo;天朝田畝制度&rdo;，往中處說有&ldo;資政新篇&rdo;，往大處說有人人平等的&ldo;天國理想&rdo;。

湘勇如果奪權成功，也不過是改朝換代，甚至只是朝代的中期過渡，也就是打倒老皇帝，自立新皇帝，弄出個&ldo;後清&rdo;政權。這在當時可以過把皇帝癮。除了疊床架屋瞎折騰，歷史進步作用，幾乎沒有。

不錯，曾國藩與左宗棠發起的洋務運動，是經世致用的科學與技術思想的實踐，屬於新鮮血液，正能量，能引領未來。但純粹的科學與技術，不能當作引領政權的意識形態。

何況，曾國藩創辦洋務運動，目的只在維護政權穩定。 1861年，他創辦安慶內軍械所，是中國依靠自己的力量建立的第一個軍事工業企業，只生產子彈、火藥、槍炮。這與左宗棠創辦甘肅呢織總局，專注民生大異其趣。而不著眼民生，先軍政治，這樣的政權沒有未來。

事實上，慈禧發動辛酉政變後，之所以垂簾聽政成功，正在於對政權制度有創新，她的權力結構，有內閣責任制的特點：皇帝保留問責權，辦事實權在宰相手中，五個軍機大臣，行使宰相職權，已經打破了皇權獨裁。

歷史的潮流，天下的大勢，逼得皇權現在必須下放分權。 19世紀60年代的中國，洋務運動帶來新的市場經濟初步形態，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民主共和開始萌芽。誰能在意識形態上引領未來，誰就能掌握主動權。

顯然，精通傳統儒學的曾國藩不懂得這些。他所以辦洋務，因為在技術上他信奉經世致用，但作為整個滿清王朝第一號的理學大師，在意識形態上，他是集權政治的忠實擁護者。這一點《討粵匪檄》已經說得很明白。太平天國即使被他定義的邪教，但多少有資本主義的內容。而曾國藩剛好對這些資本主義的新東西最排斥，他用三千年前周朝的&ldo;華夷之辨&rdo;，來處理中西文化的衝突。用&ldo;東夷、南蠻、西戎、北狄&rdo;，拱立一個睥睨天下的天朝上國，這種極度保守的觀念，與國門已經洞開，時代需要平等、民主、自由的改革開放意識，完全在反其道而行！

所以，湘勇無論是否奪權，無論奪權是否成功，意義都不大。

湘官們密謀問鼎，只能心中想想，變不成行動。

這也註定了，左宗棠還要與朝廷合作。透過政府這個平臺，繼續去實現自己的抱負。

在國家與社會完全混同的19世紀的中國，官職與爵位，讓左宗棠與普通官僚無異。諸葛亮是一個國家理想主義者，現在的官員左宗棠，最醒目的價值，在於他樸素的國家理想主義追求。

左宗棠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