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校談完意見後，又與李濟商量下一步如何查詢的問題。由於東京除了沿皇宮區域及大學一帶，大半都炸燬了，舊日收藏多已下鄉或已散失，所以在那裡可以說沒有什麼看頭。而京都卻完全不同，大戰期間沒遭任何轟炸，有關教育文化的事業更沒停頓過，又為收藏家集中之地。因此，史克門少校提議，一起去京都走一趟，到那裡好好查詢查詢，說不定在那裡能找到“北京人”。李濟滿口答應，因為這也正是中國此次日本之行的計劃內容之一。

史克門少校和李濟一行當即趕往京都。他們在京都共住了七天，李濟與史克門少校同住一個飯店，差不多朝夕相見，且同桌吃飯的時候甚多，李濟便儘量利用這些機會與史克門少校多交換意見。史克門少校是一位愛好東方藝術的人，很富有收藏經驗，對於中國抗戰前的考古工作也甚為熟悉，並認識很多的東方學者，所以兩人很談得來，談的範圍也相當的廣泛。自然，他們各自也都有必須保留的部分，對此都很理解，彼此心照不宣。但一般說來，史克門少校是很同情中國的願望的。

在此期間，李濟曾提出三個問題徵詢史克門少校的意見：

１．中日的戰爭，應該從何年算起？２．日本軍閥在中國毀壞的文物，日本應該如何賠償（例如上海商務印書館的東方文化圖書館、南開圖書館等）？３．未經中國政府允許（偽政府的允許當然不算），日本人在中國發掘器物，應如何處理？

關於第一個問題的答案，當時有四種不同的說法：即（１）從“珍珠港事變”算起；（２）從“七·七”事變算起；（３）從“九·一八”算起；（４）算到甲午戰爭那一年。對此，史克門少校認為，自“九·一八”起似乎最合理，但應該呈送到高一層的機關決定。毀壞的古物應該賠償，盜竊的古物應該歸還，這在原則上應無問題，但具體的辦法仍應遵守“有切實證據的”及“可以辨別的”兩個標準。

史克門少校的這些意見應該說大致符合中國代表團的期望，不過真正實行起來，盟軍總部似乎也不是那麼痛快，或者說顯得很困難。至於何以如此，不得而知。

一日，盟軍總部有一個叫鮑爾士（ＧｏｒｄｏｎＢｏｗｌｅｓ）的高階美國顧問，在京都碰見了李濟。鮑爾士曾在哈佛大學研究民族學，也在西藏考過古，與李濟是舊相識了。兩人在日本相遇，自然都很高興。當鮑爾士得知李濟所遭遇的困難後，很坦誠地對李濟說：“美國政府對於中國要求日本償還劫掠的文物，是極同情的，但英國卻不一定。他們對於‘劫掠’一詞（斯坦因等在新疆、甘肅一帶的行為）極為敏感，不一定會幫助中國。所以，我的意見這事最好就在盟軍總部辦理最好，不要推到ＡｌｌｉｅｄＣｏｕｎｃｉｌ去決定，那裡是不會得到什麼好結果的。”

聽了鮑爾士的話，李濟已心中有數。但可惜的是，他和史克門少校在京都尋找了整整一個星期，還是沒有找到“北京人”。

在餘下的日子裡，李濟依然堅持在日本四處奔波，八方打聽，哪怕有一點點與“北京人”相關的線索，他也要親自過問，親自查詢。但依然沒有什麼新的線索。

這是怎麼回事呢？在日本找長谷部言人和高井冬二，本來是一件不應該成問題的事情，可有關人士卻推說：“地址不明，難以查詢”。再者，去年１１月１９日美聯社就曾向世界釋出了“‘北京人’遺骸在日本發現”的訊息，今年１月１日英國路透社又發表了“‘北京人’將由日本歸還中國”的訊息，但現在，為什麼以美國為首的盟軍總部對“北京人”到底找到沒找到，找到後到底在誰的手裡，又避而不談甚至乾脆從根本上加以否定呢？很顯然，“北京人”還在日本人手上，或者遺失在了別的什麼地方，是完全可能的；但誰又可以斷言，美國就一定沒有從日本人手上將“北京人”攬入自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