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早年生活與封爵

司馬嶽，生於公元322年，字世同，乃東晉王朝開創者晉元帝司馬睿之孫，晉明帝司馬紹次子，與其兄晉成帝司馬衍同為明穆皇后庾文君所出。早在326年，幼年的司馬嶽便受封為吳王，彰顯了他在皇室中的顯赫地位。隨著時光推移，他又改封為琅邪王，這不僅是一次地域封邑的變遷，更體現了他在政治舞臺上的潛在影響力。

二、權力過渡與即位為帝

至鹹康八年（342年），晉成帝司馬衍因病重不起，朝政局勢陡然緊張。當時的權臣庾氏家族，尤其是庾冰與庾翼兄弟二人，出於對皇位繼承問題的深刻考量，決定打破傳統的父子相繼制度，主張由司馬嶽繼承皇位，實行“兄終弟及”的特殊繼位方式。這一舉措雖帶有強烈的時代背景和個人權謀色彩，但客觀上也暫時穩定了東晉政權的內部秩序。

三、短暫執政與政策舉措

晉康帝司馬嶽，東晉時期的第四位皇帝，在公元342年這個歷史節點上，因其兄晉成帝司馬衍驟然病逝，開啟了他短暫卻充滿挑戰的帝王生涯。六月初九日，司馬嶽遵照兄長的遺願或當時朝廷權臣的安排，正式即位，成為了晉朝的新一代掌舵人，史稱晉康帝。新帝甫一登基，立即宣佈大赦天下，以此展示新氣象，祈求國泰民安，同時也有凝聚人心、穩定社會秩序的深意。

居喪期間，晉康帝的表現超乎尋常地成熟穩重。考慮到國家的安全與穩定，他果斷下令各地戍邊的將領和地方官吏必須堅守崗位，不得因皇室喪事而擅離職守，從而避免了可能因大批官員回京奔喪導致的地方防守鬆懈，有效維護了國家軍事防線的完整。此舉顯示了晉康帝在非常時期對國家大局的清醒認識與堅定掌控，體現出了一種超越其實際年齡的冷靜與決斷力。

在位不足兩月之際，晉康帝為了進一步鞏固皇族內部關係，以及平衡各方勢力，迅速做出了一系列政治安排。其中最重要的一項決策就是冊封晉成帝的兩個兒子司馬丕為琅邪王、司馬奕為東海王。這一舉動既遵循了宗法制的傳統，保證了皇室血緣的正統延續，也在一定程度上減少了皇室內爭的可能性，有利於皇族內部的團結與和諧。

四、家國治理與身後事

晉康帝在位雖然只有短短兩年，但其在政務處理上頗為倚仗重臣庾冰與何充等人，儘管史載其性格平庸軟弱，但在書法藝術方面卻有所造詣，流傳至今的《女郎帖》便是其代表作品之一。建元二年（344年）九月，晉康帝立其子司馬聃為皇太子，然而不久之後，年僅23歲的晉康帝因病逝世，諡號為康皇帝，反映出後人對其在位時期相對安寧、無重大波折局面的肯定。

五、身後影響與家族傳承

晉康帝司馬嶽之死，使得年僅兩歲的司馬聃即位，是為晉穆帝。康帝遺孀褚蒜子以崇德太后的身份臨朝稱制，她後來被追尊為康獻皇后，其智慧與才幹在輔佐幼帝的過程中得到了充分展現，延續了東晉的統治。晉康帝之墓位於崇平陵，即今日江蘇省南京市江寧區境內的蔣山，成為那段風雲變幻的歷史歲月中一段靜默的見證。

綜上所述，晉康帝司馬嶽雖然在位時間極短，但他的人生軌跡和即位過程在東晉歷史上留下了獨特的印記，尤其是在皇位繼承製度的演變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他的即位，既反映了當時朝廷內部的權力博弈，也展現了東晉初期皇權在門閥勢力影響下的複雜生態。儘管其個人才能並未在治國理政上得到充分展現，但其在位期間的舉措以及對後代的影響，無疑為東晉王朝的存續起到了一定的維繫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