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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錢穆認為，快節奏、功利化的生活，不是一種高階活法。上世紀40年代，他曾說：“從鴉片戰爭五口通商直到今天，全國農村逐步破產，閒散生活再也維持不下來了，再不能不向功利上認真，中國人正在開始正式學忙迫，學緊張，學崇拜功利，然而忙迫緊張又哪裡是生活的正軌呢。功利也並非人生之終極理想，到底值不得崇拜，而且中國人在以往長時期的閒散生活中，實在亦有許多寶貴而可愛的經驗，還常使我們回憶與流連。這正是中國人，尤其是懂得生活趣味的中國人今天的大苦處。”

錢穆理想的生活環境是什麼呢？他說：“人類斷不能沒有文化，沒有都市，沒有大群集合的種種活動。但人類更不能沒有的，卻不是這些，而是自然、鄉村、孤獨與安定。人類最理想的生命，是從大自然中創造文化，從鄉村裡建設都市，從孤獨中整合大群，從安定中尋出活動。若在已成熟的文化，已繁華的都市，已熱鬧的大群，已定形的活動中討生活，那只是掙扎。覓享用，那只是墮退。問前途，也恐只有毀滅。想補救，只有重返自然，再回到鄉村，在孤獨的安定中另求生機，重謀出路。”

錢穆還說：“一切物質生活全沒多大深度，因此影響於全部人生的，也並不深刻。乘飛機，凌空而去，只是快了些，並不見得坐飛機的人，在其內心深處，便會發出多大變化來……若使其人終身囿於物質生活中，沒有啟示透發其愛美的求知的內心深處。一種無底止的向前追求，則實是人生一最大缺陷而無可補償。人生只有在心靈中進展，絕不僅在物質上塗飾。”

聞一多任青島大學教授時，曾在一封信裡說：“我們這青島，凡屬於自然的都好，屬於人事的種種趣味，缺憾太多。”

豐子愷喜歡到一些沒名的、遊人多不會光顧的去處賞景。他說：“我把三潭印月、岳廟等大名鼎鼎的地方讓給別人遊。人棄我取，人取我與。這是范蠡致富的秘訣，移用在欣賞上，也大得其宜。”

錢鍾書說：“吃飯有時很像結婚，名義上最主要的東西，其實往往是附屬品。吃講究的飯事實上只是吃菜，正如討闊佬的小姐，宗旨倒並不在女人。這種主權旁移，包含著一個轉了彎的、不甚樸素的人生觀。”

林語堂在評價明代李笠翁所提出居室的“自在”和“獨立性”這兩大要素時，認為“自在”比“獨立性”重要。他說：“因為一個人不論他有怎樣寬大華麗的房屋，裡邊總有一間他所最喜愛，實在常處的房間，而且必是一間小而樸素，不甚整齊，和暖的房間。”他尤其欣賞李笠翁的這樣一段見解：“凡人止好富麗者，非好富麗；因其不能創異標新，舍富麗無所見長，只得以此塞責。”

1924年5月31日，周作人在津浦鐵路的火車上致信孫伏園說：“我並不是不要吃大菜的，但雖然要吃，若在強迫的非吃不可的時候，也會令人不高興起來。”

1924年，周作人在一篇文章中寫道：“我們於日用必須的東西以外，必須還有一點無用的遊戲與享樂，生活才覺得有意思。我們看夕陽，看秋河，看花，聽雨，聞香，喝不求解渴的酒，吃不求飽的點心，都是生活上必要的——雖然是無用的裝點，而且是愈精煉愈好。”

徐志摩與張幼儀離婚後，張幼儀的哥哥張君勱反對妹妹再嫁，說：“女人只能出嫁一次，否則中國的風俗都沒有意義了。”

上世紀40年代，學者金性堯的一個朋友想把杭州一所三上三下的舊式住宅賣掉，在西湖邊另建別墅。金不贊成長居湖濱，這涉及他的一套對生活的理解：“我們對於一切美的欣賞，應該保持一點心理距離；如果一天到晚的對著湖光山色，則湖山就未必能引起我們深切的依戀，深切的低徊，反而會感到厭倦。最好，與住所相距有十里之遙，偶然的於一個月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