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是全天下的百姓！”

張謇不假思索的回答道，然後又詫異看著袁世凱，似乎是在說，這還需要問題嗎？

“既然如此，若是這全天下的百姓之錢利皆為高利貸所盤剝，那老兄所辦工廠所出之貨，又售於何人？”

其實，同樣的問題，袁世凱也曾被人所反問。也正是這個反問改變了他的態度。

“這……”

一個簡單的反問只使得張謇不由一愣，以至於半晌都反應不過來，這個問題他可還真沒有想過。以至於吱嘸也好一會才說道。

“這，這借高利貸的畢竟只是一部分……”

“今年浙江全省借出了三百餘萬兩的米糧，若是按鄉間一出三歸的借法，等到收糧時，百姓就要還上千餘萬兩的糧來，屆時，糧商又借鄉民急需還糧，趁機壓低谷價，穀賤傷農之時。鄉民損失又豈下千萬兩？”

袁世凱的話只使得張謇的臉色瞬間變得煞白，他還從未算過這麼一筆細賬。更準確的來說，他從未曾考慮過。放之一省，高利盤剝給鄉民造成的銀錢之虧竟然如此之大。現在細細盤算可不正是如此，所謂“仁借青黃不接餬口之糧”，表面是看似“仁”，可那“仁”的背後卻又是一柄殺人不見血的刀。

“季直兄，小弟請問，如果這兩千餘萬兩本應為高利盤剝的銀利盡入鄉民之手，那荷包裡豐沛了，鄉民屆時自然會添衣買布，自然會買以商品，到時候何愁商業不振，實業不興？”

自從出任浙江巡撫以來，可以說為了充實府庫，袁世凱可謂是想盡了種種辦法，除去借著剿滅亂匪的時機重整善後局、厘金局之外，又仿效臺灣建立了禁菸局，以推行煙土專賣，雖說籍此增加了進項，勉強維持新軍編練，但於推行新政而言仍有不足。

想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只有一個辦法，就是振興商業，而這又是新政的核心。如果振興商業？如何發展實業，這無一不在考驗著袁世凱。

相比於關內任何一位巡撫，袁世凱無疑是最年青的，也正因如此，他更能放開手腳來，更善於聽取他人的意見，當然最重要的是善於用人，除了用了一批留美幼童之外，他甚至還從東北挖來了一些人才，也正是那些從東北來的人，把經濟統制理念帶到了浙江，儘管受限於外部環境，僅只是改頭換面推行一部分，但卻已經顯現了其功效。

就如同成立浙江省糧食公司一般，雖說未能如東北一般，“悉數統制糧食購銷、盡得購銷之利”，但仍然打破了糧商對浙江糧價控制，更重要的是透過借糧於民的方式，獲得了百姓的信賴，從而為將來收購糧食直至壟斷市場打下基礎。而相應的糧食公司的成本亦能從根本上高利盤剝、穀賤傷農等問題，進而使鄉農收入增加，達到增加消費，刺激商業的目的。

按照那些人的說法，這是市場的基本迴圈，鄉農越窮生意越難做，生意難做就談不上振興商業，反之亦然。正因如此，只有千方百計的增加鄉農的收入，才有可能刺激商業發展。

雖說不懂做生意，但是袁世凱卻懂得口袋裡有銀子才敢花銀子的道理，可以說這是最簡單的道理，也正因如此，他才會從去年開始在權衡數月後，同意設立糧食公司“與民爭利”，而爭的這個利，就是為了藉手糧食公司把地利從富紳的手中放還到鄉農之手，當然官府亦能從中漁利。

其實，袁世凱之所以能夠下定決心，恰恰是因為其在心裡同那位東北的三省總督在那裡比著，於其看來既然他唐浩然能用這些法子辦成事業，他袁世凱自然也能憑此成事。也正是這種心態使得袁世凱在無形之中模仿著東北，也正因如此才有了其主持下浙江的新政銳變。

當然，袁世凱之所以能夠於浙江推行比直隸等地更為大膽的新政措施。恐怕還是因為其特殊的位置，在名義上浙江屬閩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