椅角之勢

當嶺南地區實現了統一之時，正是各路豪傑中原逐鹿之日。在這種天下大亂的情況下，趙佗趁機自稱南越王，建立了南越國。

關於趙佗何年稱王，《史記》本傳未載，只是說：“秦已破滅，佗即擊並桂林、象郡，自立為南越武王。”（漢書·兩粵傳》所記與《史記》相同，也未載明何年。後來的研究者，也就只好根據《史記》、《漢書》兩書留下的隻言片語作推測揣摸了。若按公元前黝7年夏曆十月（秦及漢初皆以十月為歲首），秦王子嬰投降劉邦、秦朝滅亡算，趙佗稱王應於秦已破滅之年，即最早不會在這一年之前。

《史記·陸賈列傳》稱：“高祖時，中國初定，尉佗平南越，因王之。”從這段記載來看，可知劉邦“中國初定”之年，即趙佗稱王之年。

秦亡以後，劉邦同項羽進行了為時近五年的楚漢戰爭。陸賈說：“漢王起巴蜀，鞭答天下，劫略諸侯，遂誅項羽滅之。五年之間，海內平定。”這場戰爭從漢元年（公元前入兀年）開始，至漢五年（公元前202年）以劉邦消滅項羽而告結束。所謂“中國初定”應是劉邦對項羽的鬥爭已取得決定性的勝利，而項羽尚未被完全打垮之時。那麼這五年中，哪一年才算漢王平中國初定之年，亦即趙佗稱南越王之年呢？

據《史記》、《漢書》記載，楚漢戰爭經歷了一個頗為曲折的過程。頭兩年（公元前206年、公元前麼萬年）劉邦所處的境況並不理想。當時，項羽憑藉兵力上的優勢，一再挫敗劉邦。漢二年四月，彭城（今江蘇徐州）一戰，漢軍大敗，劉太公、呂后竟被項羽俘獲，留為人質。漢王之敗彭城，諸侯皆復與楚而背漢。一些原來歸漢的諸侯王紛紛投降項羽，劉邦率殘部狼狽逃到榮陽（今河南榮陽市西南），形勢對劉邦很不利。這兩年對漢來說，當然不是“中國初定”之年。

楚漢戰爭在漢三年（公元前2以年）應為雙方相持之局。當時，劉邦依靠蕭何著力經營的關中，徵集兵員、糧草補充前線，與楚軍相拒於榮陽一帶。劉邦為了扭轉楚強漢弱的形勢，在政治上爭取與項羽有矛盾的英布，重用有軍事才能的彭越、韓信等，團結內部力量；在軍事上制定了一個正面堅持、敵後擾亂、側翼牽制的對敵作戰方針，並用計離問項羽集團。但是，這一年，楚在軍事上對漢仍然佔有暫時的優勢。項羽調動大軍加緊對漢軍發動攻勢，並兩次攻佔了榮陽、成皋，使劉邦一再受挫。劉邦為了減輕正面戰場的壓力，出兵宛、葉（今河南南陽、葉縣南）間，引誘楚軍南下；派彭越攻佔雕陽，漢政權在這一年尚處於勝負未卜之中，仍不能說是“初定”之年。

漢四年〔公元前203年），戰爭形勢發生了有利於漢的決定性轉變。十月，漢軍趁項羽主力東調、回擊彭越之機，對楚發起反攻，一舉奪回了成皋。這時，漢大將韓信已經破魏、趙，攻下三齊，佔領了楚以北廣大地區；“彭越將兵居梁地，往來苦楚兵，絕其糧食”。至此，漢軍完成了對楚的戰略包圍，併發起全面反擊的攻勢，大大削弱了項羽的力量。項羽腹背受敵，損失慘重，陷於進退兩難，一籌莫展的境地，敗局難以挽回。對於劉邦來說，只有到了這一年，才稱得上是“中國初定”之年。由此可以推斷這一年是趙佗自立為南越王之年。因為趙佗在秦已破滅之後，“擊並桂林、象郡”，必然要進行一系列軍事、政治活動，只是這個過程史籍未留下多少記載而已。

根據史學家呂名中先生的研究認為，趙佗正式稱王不會早在劉邦人咸陽或楚漢戰爭開始時。漢十一年（公元前t％年）陸賈奉命首次使南越，趙佗起初高傲不恭，陸賈批評趙佗“乃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屈強如此”。如果趙佗早在劉邦人咸陽之年就已稱王，陸賈就不應稱南越王國為“新造未集之越”。

《史記·南越尉佗列傳》說，元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