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與人是不同的，農人更在乎他們的土地，糧食產量，今年的收穫，商人在乎的是貨運南北能否得利，而文人武人則在想著學得文武藝，貨與帝王家，他們更在乎自己的理想與抱負，期望馬上封侯，夙願得償。

但從本質上來說最終目的只有一個，自己的想法能否會實現。

這就是一個非常要命的問題，因為在很多情況下社會是不公的，只要存在不公就會出現差距，出現反對和不滿的聲音，歷朝歷代，一任又一任的帝王都在平衡這一點。

可結果在史書中不難看出，很難實現，甚至於一代人的努力被另一代人徹底摧毀，這樣的事在史書中層出不窮，歸根結底還是在於既得利益者的強大。

大宋眼下就是這個局面，遼朝同樣也難以擺脫這個魔咒，大量的社會資源掌握在少數人的手中，而底層百姓又沒有出頭的希望，社會矛盾自然會隨之加劇。

唯一的辦法就是改變這一局面，但沒有哪個帝王能夠有揮刀斷腕的勇氣，刮骨療傷的決心。

體制是一方面的問題，就算是“祖宗之法”也有改變的可能，否則也就不會有變法之事出現，當然，范仲淹的改革失敗也是有原因的，計劃的不夠細緻，落實的不夠全面，監督的不夠完整……等等這些都是葉安不看好他改革的原因。

慶曆新政失敗了，這在意料之中，而接踵而至的打擊報復也是情理之中。

河西最大的優勢是什麼？沒人比葉安更清楚，河西最大的優勢就是相對公平！

河西可以給所有人以希望，不管是在田裡勞作的農夫還是學校中埋頭苦讀的讀書人，不管是沿街叫賣的小販還是晨鐘暮鼓按時上下班的工人，亦或是在軍營中不斷訓練計程車兵，他們都能獲得出人頭地的希望。

只要遵守河西的制度，他們就能不斷的提升自己，不斷的獲得機會，不斷的被重用！

沒有土地的流民可以透過開荒獲得土地，成為河西的一份子，農夫可以透過種植糧食，棉花，甚至是水果販賣給百姓，或者得到官府的保底賣給官府統一售賣而獲得錢財。

這樣最大的基本盤就被穩定下來，而工廠可以接受勞力來生產商品獲得利益，同樣工人也從中獲利，河西頒佈了最低薪酬標準，任何工廠不得低於這個標準，如果違反便要受到處罰，同樣開辦工廠的商賈可以選擇離開，但沒有人會這麼做，因為河西已經成為商賈的最好去處，一旦離開這片土地，他們的技術就會很快被超越，生產力就會被河西吊打，格物院的最新器械他們也得不到。

如此，工人，商賈，河西官府就被捆綁在了一起，而讀書人同樣也是如此，想要獲得官身就必須走讀書這條路，無論文武皆是如此。

但從軍的人地位會更高，原因也很簡單，因為他們在讀書的同時還必須接受軍事訓練，他們付出了更多，只不過在大政府中，文武必須保持相互尊重，河西絕不會犯大宋那種重文輕武，或是唐時重武輕文的錯誤，因此大政府中有一句話一直高懸在牌匾之上“文物並舉，瘸不能行”！

相比宋遼，河西是一個生機勃勃的世界，這裡更安全，更容易生活，在這裡付出的勞動會有收穫，不公平之事鮮有發生，有完善的律法，強大的暴力機器，以及未來的希望。

這才是河西最具誘惑力的一面，雖然沒有建元稱帝，但所有的河西人都有一股凝聚力，河西就是他們的家園，是他們的理想國。

葉安與秦慕慕夫妻二人憑藉多年的努力，不斷的培養，將河西打造成了今天的模樣，一個外敵難以摧毀，內患難以滋生，百姓人人所趨的社會。

在這種情況下，不會出現農民起義，不會出現軍閥獨大，不會出現文人黨爭，不會出現商賈囤貨奇居，不會出現流民餓死的殘局，因為所有人都被綁在了河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