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社在大宋本就十分常見，太祖當年還是結社起家，號稱義社十兄弟，上有所好，下必效焉，何況這還是太祖所為，誰敢說出一個不是來？

大宋立國之初本就出現不少動盪現象，應付動盪各的最好辦法就是以暴制暴，結社的出現給了百姓最大的自衛權，甚至連弓箭社都不在少數，太祖智慧的發現用這些結社能最大程度上的減少朝廷在治安上的負擔。

於是結社這一傳統就被保留了下來，而牙行制度的不斷發展壯大，使得另一幾個欣欣向榮，行會。

行會與結社其實差不多，都是“抱團取暖”，只要人多的地方就會出現權利，有了權利就會出現權力爭奪，有了權力爭奪就會出現爾虞我詐，人性的光輝也好，醜惡也罷都會在這裡被展示出來。

東京城結社的人越來越多，沒辦法生意不好做了，各行各業都多多少少的受到了來自河西貨物的衝擊，於是百姓們想到最簡單的方法便是抱團取暖。

原本東京城的百姓等會河西的風評很差，認為河西的貨物才是他們生活困難的源頭，可實際上卻是恰恰相反。

只有少數人知曉東京物價飛漲的背後到底是誰在發力，李端懿無疑是瞭解內情的人之一。

因為報紙的出現，文人墨客的聯絡變得更多，對於東京城中文社的發展，朝堂上下自然是喜聞樂見的，並且許多官員都樂意投身其中。

什麼晚亭社，飛花社之類的詩詞社團比比皆是，名頭更大些的還有討論時局和朝堂的雲衢社，望政社等等。

文人社團自然要出挑些，雅緻些，李端懿的中興社都是些和他一樣有些功績卻被打壓的失意官員。

多半手中掌握實權，但品秩卻是不高，而有些更是掛著高高在上的品秩，卻能分管車馬，兵器等等。

這些人聚集在一起多論時局，尤是現在河西將党項取而代之後，宋遼，河西三國之間矛盾重重，三方也是各懷心思之下，朝堂官員自然更加關心。

官員們在許多時候都是不能隨便說話的，尤其是在朝堂上，但大宋的環境要好的多，甚至允許風聞言事。

所以朝堂上不能說的話，在民間結社的時候卻能暢所欲言。

官員們之間交流討論的內容可就與百姓不一樣了，尤其像是中興社這樣的社團中，文人之間一般都會反應真實的情況。

只不過這段時間社團愈發的不對勁了，中興社裡的官員開始更為小心謹慎，就如同今日一樣，名義上是在樊樓飲宴，可實際上在到了樊樓之後又從包下的小院離開。

寧願破費些錢財也不願在樊樓中繼續，聽聯絡人說，最近不太平，許多文社所聊之事，第二天便傳了出去，還要被御史彈劾。

眼下的相公賈昌朝並不喜歡官員結社之舉，而參知政事們不喜此事，雖未直言反對，但排斥的意為很明顯，就連往日裡多喜詞文的歐陽修避其文社。

不少人說這是因其與變法一派交好，支援新政而被舊黨所惡，而最支援文社的范仲淹又被出外知鄧州。

眼下東京城的文社看似凋零，但架不住越來越多的官員加入其中，這種加入都是秘密的，甚至有些官員明面上不喜文社，實際上卻是某個文社中的骨幹之員。

許多事情不能在朝堂上談論，文社便成了最好的議論之地。

李端懿等人自然也不例外，初春的寒意並不能驅散眾人心中的熱情，官家改元皇佑，這對他們來說或許是新的契機。

中興社與其他結社不同，沒有所謂的領頭之人，眾人各擅其能，有人負責尋找地點，有人負責聯絡他人，有人負責置辦所需之物，雖看似小事，但卻能體現各自的能力，也讓旁人舒坦。

穿過南門大街，路過依舊繁華的信陵坊，車上眾人不禁觀望，很難想像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