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沒有這種經歷，只能透過觀察生活中的各色人物進行模仿。

在藝術學院的表演系，老師往往要求學生到火車站或者旅遊景點，在人流密集的地方觀察來來往往的人群。

記錄下這些人的特點和行為舉止，在課堂上扮演不同的人物。

有些演員為了演好一部戲會花時間體驗生活，瞭解這個角色的生活環境。

觀眾看完一部片子，會評價這個演員演的很像，但無論演員怎麼演，還是表演，遠沒有生活的原貌那麼真實。

紀錄片就起到這種作用，它能近乎真實的記錄下生活的面貌，雖然生活中大部分時候都很平凡和普通，不過總有某些瞬間能夠感動人的心靈。

作為導演，林曉玲就是要把這個瞬間提取出來，放在電影裡。

所以說，藝術來源於生活，又高於生活。

看了紀錄片，林曉玲心裡有了譜，她確定了兩點，一個是這個題材有東西可拍，另一個是這部片子要使用紀實風格來拍。

紀實風格的電影和紀錄片有所區別。

紀錄片是對時事新聞素材進行創造性處理的影片，它採用的素材是真實的。

紀實風格的電影或許取材於真實的事件，不過它的細節是虛構的，是經過藝術處理和加工的，它只是一部電影，不承擔紀錄片的作用。

不過，相對於那些戲劇化或者技術化的電影，紀實風格的電影更接近生活。

觀眾可以透過電影直接看到生活中正在變化著的，正在消失或滋長的東西。

《我們倆》這部影片只能說是生活化，並不算是紀實風格的電影，因為它把生活中的矛盾給集中了，看起來像是生活，實際上，生活要更為平淡。

紀實風格的電影要儘可能客觀的講述一個故事，不唯美，不矯情，平平淡淡。

這些知識林曉玲在學校裡系統的學習過，她拍過紀錄片，算得上有一定的經驗。

她清楚採用紀實風格來拍是很冒險的事情，這意味著劇情沒有太多衝突，很難吸引觀眾。

這需要她在選擇拍攝素材的時候找一些能給觀眾帶來觸動的故事，犯人進入監獄的理由各不相同，其中殺人犯應該是最嚴重的罪行。

一個女性殺人犯的故事或許能引起觀眾的感觸。

林曉玲不是想拍一個窮兇極惡的女人，而是想拍這背後的故事，她要到監獄裡瞭解案情，從中找到合適的切入點。

“你要去找殺人犯啊？”徐晶蕾驚訝道，“其他的罪犯也有故事可拍，沒必要這麼冒險。”

“又不是直接和她們見面，就是翻翻資料，碰到合適的再找當事人談談，這有什麼危險。”林曉玲無所謂的說道，“放心吧，我會找人陪著去的。”

“我忙著拍戲，不然就和你一塊了。”徐晶蕾無奈道。

“以後要體驗生活，你少不了到監獄裡走一遭，要有心理準備。”林曉玲調侃道。

說幹就幹，林曉玲聯絡了京城女子監獄，以前是女子勞教所，這兩年改成了監獄，專門關押京城戶籍的女犯人。

拿著好夢公司開具的證明，在一名員工的陪同下，林曉玲走進了監獄。

沒有想象中的恐怖，監獄人員給她提供了一些檔案材料。

在翻查了幾十份材料後，林曉玲發現並不是所有的犯人都罪大惡極，有些人僅僅是因為一時失手，犯下了難以彌補的罪行。

其中有一個案子最為明顯。

在八十年代，有一戶普通的人家，這戶人家是離婚重組的家庭，母親帶著女兒小紅嫁給了一個男人，這個男人也有一個女兒叫做小琴。

一家四口就這麼生活在了一起。

可親疏有別，作為父親對自己的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