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來這對燒瓜錘叫做郎王錘，與隋末起義首領王簿有著十分密切的聯絡。

王薄本是鄒平人，鐵匠出身。他出生於魏晉南北朝的北朝時期，主要生活在隋朝和唐朝初年。

隋煬帝是著名的暴君，好大喜功又貪圖享樂，他營建東都洛陽，開通運河，調發了大量的山東民工，使人民備受徭役之苦。隋煬帝三次東征高句麗，把山東作為進攻高句麗的人力、物力供應基地，年輕男子大多被強徵服徭役。

大業七年(611年)初，隋煬帝下詔討伐高句麗。《資治通鑑》記載:“東萊海口造船三百艘，官吏督役，晝夜立水中，略不敢息，自腰以下皆生蛆，死者什三四。”他從全國各地徵發大量軍隊、民夫以及軍需物資向遼東前線集結，“往還在道常數十萬人，填咽於道，晝夜不絕，死者相枕，臭穢盈路，天下騷動。”

但是這一年，山東、河南大水，三十餘郡災情嚴重，隋煬帝不僅不撫卹民眾，反而“詔山東置府，令養馬以供軍役。又發民夫運米，積於瀘河、懷遠二鎮，車牛往者皆不返，士卒死亡過半，耕稼失時，田疇多荒。加之饑饉，谷價踴貴，東北邊尤甚，鬥米直數百錢。所運米或粗惡，令民糴而償之。又發鹿車伕六十餘萬，二人共推米三石，道途險遠，不足充餱糧，至鎮，無可輸，皆懼罪亡命。重以官吏貪殘，因緣侵漁，百姓困窮，財力俱竭，安居則不勝凍餒，死期交急，剽掠則猶得延生，於是始相聚為群盜。”

就是在這種走投無路的大歷史背景下，逃亡的百姓逐漸積聚在章丘與鄒平長白山區王薄的部下，到了秋後，農民起義正式爆發。

對王薄起義，中國歷史給予了崇高的地位，稱他拉開了隋末農民大起義的序幕，連封建時代最正統的史學家司馬光在其《資治通鑑》中，都沒有貶低王薄，而是把他作為官逼民反的典型，原文說:“鄒平民王薄擁眾據長白山，剽掠齊、濟之郊，自稱知世郎，言事可知矣；又作無向遼東浪死歌以相感動，避徵役者多往歸之。”

在王薄的帶動下，今惠民、陽信、無棣縣一帶的劉霸道、孫宣雅、格謙以及周邊的張金稱、竇建德、孟海公等紛紛響應，形成了巨大的推翻隋朝統治的洪流。

王薄此人很善於組織和發動群眾，他在長白山雕窩峪建設根據地，修建寨牆，囤積物資，憑險自保。他又以群眾喜聞樂見的民間歌謠方式進行宣傳和發動群眾，針對社會矛盾，王薄作歌曰:

“要抗兵，要抗選，家家要把鐵器斂，斂起鐵來做成槍，昏君贓官殺個光。”

他神化自己，自稱“知世郎”，能預知天下局勢變化，作《無向遼東浪死歌》道:

“長白山前知世郎，純著紅羅錦背襠。長槊侵天半，輪刀耀日光。上山吃獐鹿，下山吃牛羊。忽聞官軍至，提刀向前蕩。譬如遼東死，斬頭何所傷!”

由此，被官府沉重的徭役和賦稅壓迫得生活難以為繼的窮苦百姓紛紛投奔王薄的義軍，其隊伍日漸壯大。

王薄以長白山雕窩峪為根據地襲擊周邊郡縣，多次擊敗官軍，經常大獲勝利。僅一年多時間，起義隊伍發展到數萬人。

大業九年(613年)，王薄率兵進攻魯郡，即今山東兗州，開始外出作戰，起初取得一些勝利，但由於麻痺輕敵，結果在泰山腳下為隋將齊郡丞張須陀所部突襲，被殺數千人。《資治通鑑》記載說，齊郡丞張須陀“將郡兵擊王薄與泰山下，薄恃其驟勝，不裝置，須陀掩擊，大破之。”失敗後，王薄重新集結力量，北渡黃河，來到臨邑縣。張須陀追兵又至，王薄與其再次決戰，又遭重創，有5000餘人被殺，損失牲畜數以萬計。王薄又與孫宣雅、郝孝德等義軍聯合，兵力達10餘萬人，三軍南下重新進入長白山區，再聯合進攻章丘，張須陀親率步騎2萬迎擊，起義軍被各個擊破，再遭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