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顧祖父和民盟的關係，不乏一些令人回味之處。民盟是一個以知識分子為主體的政治組織，但是在中國當時複雜的政治環境中，它也發展了像祖父、龍雲這樣掌握槍桿子的地方實力人物為秘密盟員。這樣的舉措，固然包含有民盟政治領袖張瀾等人的政治大略考慮，但也和蔣介石集團對於像民盟這樣有獨立政治主張的政治組織的壓迫包括暴力威脅有關。在一個沒有和平競爭環境保障的多黨格局中，受到政治壓迫和暴力威脅的政治組織要堅持生存和發展，不能不尋找特殊經費來源和必要的安全轉移地。而像祖父那樣在思想上認同民盟政治綱領，政治上對民盟有所依憑，私交上與民盟領袖有互信的地方實力人物，正可以在一定時候和一定程度上提供某些經費支援和安全保護。事實上，1947年，當四川民盟組織被迫停止活動之際，成渝兩地的一些民盟負責人正是轉移到祖父控制下的雅安堅持鬥爭。

這樣一幅多黨政治格局圖景，離我們從書本上讀到的多黨和平競爭的理想狀況相去甚遠。但卻是歷史程序中現實的一幕。我有時甚至想，如果共產黨沒有很快地取得國家政權，而蔣介石集團對其他政黨的暴力壓迫再持續更長一段時間，像民盟這樣由溫文爾雅的知識分子組成的政黨會不會也被迫走到武裝割據的策略路線上去？

政治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有賴於精英人物的設計，但或許在更大程度上是在充滿傳統羈絆的現實基礎上逐漸演變的。辛亥革命以後，社會精英們拿來了國外的多黨藍圖，但卻演變成了政治集團之間的武裝競爭；拿來了共和口號，卻演變成了軍事割據。這種怪異的狀況，和當初的理想相去何遠！最後，中國共產黨以充滿中國特色的方式取得政權，實現大陸的基本統一與和平，並建立起充滿中國特色的政治制度。在幾經曲折之後，實行了充滿中國特色的“改革開放”，取得了持續三十年的經濟快速增長。此間的道理，頗值得研究。當然，變遷的過程尚未結束，此時下中國政治制度已經定型的結論尚早。

話說遠了，現在回到祖父的故事上來。聽父親說，賀龍有一次和祖父談話，示意他寫入黨（中國共產黨）申請書。祖父以他對自己的政治定位表示了積極的態度，他說“身雖不至，心甚嚮往之”。我問父親這件事是在什麼時間，父親回答說，是在“反右”運動之後，大約是1958年。祖父是1959年調北京工作的，賀龍在西南軍政委員會撤銷後就到了北京，以此推斷，這次談話很可能發生在祖父到北京開會期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