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一

於建嶸（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所社會問題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讀完蔚然的《糧民——中國農村會消失嗎》，我深感愧疚。

這首先在於，這本書所記錄的真實中國農村的貧困，遠遠超出了我們從一般媒體上所接受的資訊，甚至超出了普通城市居民或富裕地區民眾的想象。這本書中的“故事”，用“個人史”的方式描述出社會的一個斷面，有助於讀者更全面地瞭解中國社會，對中國問題增加幾分必要的焦慮感和緊迫感。這本書也記錄了當下社會中不為人知的真實，為歷史留下了有價值的“影像”。

這麼多年來，我們都知道有城鄉二元結構，也瞭解了一些農村和農民的貧困，但並不能真切地感知邊遠地區的貧困之深，不能感受這些貧困對於具體的個人的意義。這本書給了我們具體的感性認識。如果人生只能為生存掙扎，並且放低到最低層面，活著的全部目標和意義就是一口飯，一件衣，人又有什麼尊嚴可言？又有什麼“自由發展”的可能呢？而更嚴重的問題是脫貧無望。根據世界銀行的說法，貧困不僅僅是收入低微和人力發展不足，它還包括人對外部衝擊的脆弱，包括缺少基本權利和被社會排除在外。因此，貧困不僅是物質生活的困頓，更是因缺少出路而產生的束縛感和無力感。這種赤貧下，人要麼麻木地絕望苟活，要麼尋求宗教的慰藉，要麼滋生嚴重的刑事犯罪。

是的，貧富差距很大，貧困問題很嚴重，但我們常常會將其歸咎於社會問題，將消除貧困完全看成是黨和政府的責任（當然這的確首先是政府的責任），很少有人會將其與自身聯絡起來。即使是善良人士，通常也只是選擇捐款捐物來表達愛心，我這樣的研究者也為“建言獻策”而得到滿足。但作者卻不是這樣，他走得更遠，更堅決，更加的無私。

作為一位中文系的畢業生，一位生活和工作在大都市、衣食無憂的白領，蔚然本與三農問題距離遙遠。但他不僅數年如一日，利用業餘時間思考農村、農業和農民問題，更是一個積極的行動者，致力於將自己的研究成果投入到解決農民貧困的實踐中去。1997年，他為重慶市巴南區小觀鎮柑桔產業作了規劃，一年後就有了成效。2000年，他騎腳踏車走完了焦作五縣四區，完成了農業發展規劃報告，併為提供最迫切需要的手把手幫扶，不惜辭去了在北京的工作。2006年他開始發起“萬村行”活動，立志用25年走遍全國所有行政村，每村幫扶起一至三家農戶走上健康、良好的發展之路。

而他所進行的幫扶“萬村行”，實實在在地給農民送去了技術、資訊，也給農民送去了信心和關懷。這個過程中，他付出了時間、金錢和勞累，收穫的是農民的增收。我自己作為一位專職的農村問題研究人員，為沒能像作者一樣努力而感到愧疚。

但愧疚之外，我也為作者參與公共事務的熱情與執著而高興。我們都已經認識到，政府不是萬能的，和諧社會的建設需要公民的主動參與。“公民意識”與“公民參與”的自覺，正是蔚然在“愛心”之外另一方面的關鍵詞。而從“萬村行”那裡，我還看到了公民參與的作用。它是蔚然一個人的責任感與能力結出的果實，在中國當下的現實語境下，公民意識、公民權利和公民社會等都處於剛剛起步的不完備階段，它的發展與進步，離不開蔚然這樣的先行者。

更為可喜的是，作者的幫扶行動背後更匯聚了許多志願者、熱心人的力量。像作者這樣“專職”做無償的公益，畢竟只能是少數。而普通公民只要量力而行，集中起來就相當可觀。但可惜的是，他們對作者事業的幫助只能是非制度化非組織化的，雖然靈活，卻難免缺少可預期性。如果蔚然的幫扶基金會能順利成立，就能夠把社會上對貧困民眾的關愛有效地集中起來，將資金、農業科技知識、創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