荊歌：我有時候想，禁忌從某種意義上講，是更能令創作者積聚起能量，從而產生更為強大的創作衝動的。“地下”的狀態也許反而能成就一些好的作品。伊朗電影的成就，好像與禁忌有一點兒關係。

王小帥：對。當禁忌明確存在時，實際上它是為你堵住了一條路。當此路不通時，你也就沒有什麼好顧念的了。另外，從藝術作品所要有的社會批判性的一面來說，禁忌成為加強批判性的又一輔助。其實這點在前蘇聯，波蘭，前捷克等等地方更為明顯。伊朗的宗教禁忌只是更為明確了它的禁忌範圍，那個禁忌範圍大到藝術無從下手，所以就拿孩子做文章，拿孩子做文章反而使電影走向了更單純和純淨。而這樣的溝通全世界都明白。人心純淨的一面反而在這裡看到了。

荊歌：徐靜蕾說過一句話很有意思，“小眾也是眾。”文藝創作，都說是為人民服務，為讀者而寫，為觀眾而拍電影。對於這個問題，我一個寫小說的，其實也經常在考慮。我寫出來的東西，到底是哪些人在看？我到底是寫給誰看？這個問題，你積極地想，就是在世界你所不知的角落裡，總是一些情相近者，在喜歡著你的東西，在默默地閱讀，默默地關注。我寫小說這麼多年，我認為自己是有一個相對固定的讀者群的。這些人為數不是很多，但他們認真、專業、專一。為他們寫作是幸福的。但如果消極地來想問題，你寫出來的東西，看的人最多也就一萬兩萬，三萬五萬是了不起的了，中國有多少人呀，世界上有多少人，古往今來又有多少人呀，受關注的程度實在是小得不能再小，這樣想就會很沮喪。但是，寫作的意義有時候就像人生的意義，你人活著，要是總想活著有什麼意義，為誰而活，就會覺得活著是很沒有意義的。寫作的意義，其實還是對自己有意義。因為自己喜歡，能夠在寫作中得到快樂，發現意義，實現自己。我想，像你這樣的導演，對於電影的認識，與我們寫作的，應該有許多共通的地方。

王小帥：對。王羲之他們在小溪旁喝大了寫詩，寫字，就是一樂。現在說這個有點顯得不太負責任，因為我搞的和他們不能同日而語。我們也不是錢多得不用再幹活了。但我認為，文藝創作除了為工農兵服務這個適合我國國情的大原則外，不能忽略的就是創作者的表達功能。大眾從藝術創作者的表達中去體驗另一種對世界的認知。不是說中國沒有這樣的作者，而是這樣的態度不太適合國情。所以這部分容易被忽略。大眾也就不能自覺地建立一種對待藝術的準確認知。我們現在說的書的暢銷，電影的票房，從某種意義上說還是一種物質消費，你的東西正好契合了現在物質消費時代的人的需要，只是物質消費的另一個代替品，比如拿著可樂吃著漢堡包，是現代消費的一個終端而已。什麼時候，快速的建設真到了一個飽和的狀態了，資本的原始積累和遊戲也到了一個規範化時代了，一切就會慢下來，慢下來的人們就會想要點別的了。所以這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這些從事文藝工作的人如果還在堅持自己的想法的話，固然就有點像是自娛自樂了。沒辦法。

荊歌：大眾和小眾，都是眾，究竟多少人以上才可以被稱為大眾？多少人以下才是小眾？拍一個電影，是不是要全世界人民人人都看？我們說百姓百心，對藝術的欣賞，更是千差萬別的，怎麼可能有一部作品，搞得人人都來看，人人都愛看呢？說到底還是商業，是產品，讓大家都喝咖啡，喝可樂。所有的著力點，都是在票房，唯一的目的，就是票房，我是不相信在這樣的情況下還能拍出真正的好電影來的。

王小帥：這就是我在前面說到的“好”“壞”的問題。好、壞的標準怎麼定，由誰來定？定在哪個範疇裡？我跟我兒子交流就很有體會。你無法跟他說可樂不好喝。你只能跟他說喝可樂不好。可是它明明那麼好喝，好喝，為什麼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