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禎皇帝把起義軍活躍於三省歸咎於官軍作戰不力，所以派太監陳大奎、閻思印、謝文舉、孫茂霖等為內中軍，分別出任曹文詔、張應昌、左良玉，鄧玘四鎮的監軍。

崇禎皇帝也當了皇帝六、七年了，也在文官的面前吃過太多的苦頭了，所以現在他也只能夠自打耳光，任用太監派到軍中充當自己的耳目，以此來防止文武官員的欺矇。

但是，宦官們擅長的只是巧言令色騙取皇帝的信任，藉以招權納賄。在軍事上他們完全是外行。所謂“監紀功過”，不過是給他們提供一個發財的機會罷了。

而地方上的文武官員，為了讓他們在皇帝面前說點好話，從貪汙所得中分給一些油水，也就串通一氣，互為表裡了。

農民造反軍隊在畿南地區同明軍作戰互有勝負。由於當時造反的農民的力量還敵不過官軍，華北大平原上又無險可據，在朝廷逐漸加強這一帶防守力量以後，起義軍就轉入太行山區。

而明潞王分封在衛輝府（府治在河南汲縣），他眼看農民軍在豫北的力量越來越大，封地岌岌可危，乃上疏告急。因此，崇禎皇帝特命倪寵、王樸任總兵，太監楊進朝、盧九德為監軍，統京營兵六千往豫北征討義軍。官軍倚仗優勢兵力，逐漸把起義軍主力壓縮在河南省的黃河以北地區。明政府以為北有重兵，南扼大河，可以把起義軍消滅在這裡。

而在這時候，崇禎六年五月，起義軍的一位重要首領紫金梁（王自用），在河南濟源病死了。王自用在王嘉胤死了以後，曾被在山西的各支起義軍推為盟主。後由於明庭施展離間計，使紫金梁和其他首領人物之間有了隔閡。不過儘管如此，王自用在當時仍然是一位有影響的領袖人物。

而這時候，明庭調來的官軍雲集於晉、冀、豫三省的交界地區。由於當時主要的戰場已經移到了豫北，因此河南省的官軍稱為主兵，共有八千三百餘名；山西、河北和京營客兵達一萬九千六百人，加上曹文詔等所統陝西兵，參加圍剿的官軍總數當在三萬以上。而農民造反軍隊活動的餘地也越來越小，糧食給養都極感困難，面臨著被官軍圍殲的危險。

因此，在明庭下發的邸報中是一片樂觀情緒。令人感到驚訝的是，到了這個時候，整個明庭還是沒有對縱橫幾省的農民造反大軍重視起來。明朝朝廷的軍費開支還是大部分投入到了遼東。當然，孔有德的登萊叛變也佔用了明朝朝廷的大量軍費。

可是汝寧軍可不同，因為他們的首領——吳世恭已經做出了“天下大亂“的預測。因此，汝寧軍的一切行動都是向最壞的結果而準備的。

而鄭凌的推測正是基於此點。他在推測中說：如果陝匪要擺脫這種不利的局面，那一定要渡過黃河進入中原河南腹地。

可是在重兵防禦之下，渡河是件很困難的事，也蒐集不到這麼多的渡船，所以要渡河，就一定要等到黃河封凍。因此，陝匪最可能進入河南腹地的時間，也是最危險的時間，就是今年的冬天。為此，汝寧軍要儘快做好一切對敵的準備。

當然如果今年冬天陝匪不能夠渡過黃河，那麼陝匪將會蒙受重大的損失，在未來的幾年內，陝匪也將不再可能進入河南腹地，威脅到汝寧軍。

在看了鄭凌的這個推測以後，吳世恭與鄧啟帆和薛永利等主要幕僚商討了一番，發覺這個推測有著相當大的可能性。而吳世恭也首次能夠把握住農民造反大軍的動態了。而這對於汝寧軍的備戰更是至關重要的。

所以寧願白用功，也不願意抱有僥倖。吳世恭立刻開始加緊汝寧軍的備戰工作。而楊狗蛋的所有工坊也開始了倒班生產，抓緊每一點時間來增加汝寧軍的實力。

吳世恭立刻把鄭凌提拔為山川司的副司長。而且鄭凌負責的這個情報匯總和分析部門，也直接歸於了汝寧軍的內書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