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恐戰爭

冷戰後安全保障的另一個新威脅是國際恐怖主義。“9？11事件”告訴我們，破壞和平的不僅是國家間或民族間的戰爭，還有建立世界網路、在各個地方展開破壞活動的恐怖主義集團。戰場蔓延到日常的世界，任何人都有可能遭到恐怖主義的突然襲擊。在亞洲地區，也曾發生過諸如印度尼西亞的爆炸恐怖事件、印度連環恐怖事件等，恐怖主義威脅正呈現出史無前例的嚴峻形勢。

日本政府曾把恐怖主義定位為“對文明社會的重大挑戰”，表示“這從保護國民安全的角度看是日本本國的問題，但為了防止、根除恐怖主義，國際社會必須聯合起來，主動去面對”。具體來講，“完善機場、碼頭等附近嚴格的危機管理體制，加強重要裝置的警備等國內恐怖主義對策，維護駐外使館以及海外日本人的安全”，明確表明在國內外，透過“對美軍活動的合作支援及災民救援活動”以及“實施聯合國安理會決議或締結並履行反恐條約”，“積極參與國際事務”的行動方針。“推動以尊重基本人權、民主、市場經濟、自由貿易為基調的政治經濟體制，接受對不同文化、文明、歷史的理解和相互的主張，加深尋找共同價值觀的對話，努力實現大家在和平環境下能夠共存的國際社會”，從更廣泛的視角，儘量解決恐怖主義問題。

戰前、戰後日本的國家利益（20）

與此同時，對於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復興支援活動，日本明確表示儘量提供支援的立場，主辦“阿富汗復興支援國際會議”，向伊拉克派遣自衛隊等，本著“作為國際社會的成員，必須以行動履行義務”的認識，展開了外交。

東亞的經濟聯合與開放的地區合作

雖然東亞在政治、安全保障領域依然存在著不確定性因素，但在經濟上卻能看到比較光明的前景。

20世紀80年代末，“長期由美國壓倒性的經濟力量支撐的國際經濟結構正在發生變化”，日本從冷戰結束前後，開始站在亞洲太平洋的角度，積極展開以亞太經合組織為中心的開放的地區合作。日本認為，“各國以舉世矚目的經濟發展為背景，必要深化各國間相互依存關係的共同認識正在醞釀”，從而主張“以開放的地區合作為基礎，維持政治穩定與經濟發展的良性迴圈”。1999年小淵政府提出“為亞洲各國貨幣、經濟的穩定積極作貢獻”，這一年設立了“歷史上首次中日韓的首腦會談”。2008年，具有歷史意義的三國首腦會議在日本福岡舉行，此次會議是除了東盟＋3框架外首次獨立舉行的中日韓首腦會議。對以“東盟＋３”為中心的東亞合作模式發揮引導作用。

“亞洲諸國的經濟崛起”的成果雖然因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而受到打擊，但以危機為契機，各國逐步認識到東亞地區經濟相互依存度的加深，貨幣、金融、貿易等經濟領域的地區合作取得了快速進展。特別是作為“世界工廠”和“世界市場”，中國正在積極保持經濟高速發展。因此，東亞地區的自由貿易協定締結“熱”也正在升溫，各國積極討論設立“自由貿易圈”或“東亞共同體”的構想，並以之作為重要的政策課題。

日本剛開始對需要國內作出相應變革的自由貿易協定未必採取了積極的態度，但中國積極的態度使日本維持“世界貿易的自由化和ＷＴＯ規則的強化”這一多邊貿易體系，同時提出了“今後與更多國家、地區進行經濟合作”的方針。不過，積極展開包括自由貿易區或經濟聯絡協定（EPA）在內的“經濟外交”。摸索影響日本可持續發展的東亞經濟的未來，我們就需要對包括農業在內的領域進行開放和改革，並認識到“經濟合作的加強給兩個國家帶來市場的擴大這一恩惠，也有助於國內的改革”，更需要加速全民討論的步伐。

在全球化與地區聯合的世界性潮流下，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