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不禁要問，何盛之有？

時下一些作家，一些編導，偽造歷史，鼓吹聖明，掩蓋真象，胡編亂演，熱衷於推銷清代帝王題材，這種見錢眼開的商業行為，倒也不值得當回事。最令人匪夷所思的，莫過於一些清史專家，應該是有學問，有識見的人，也跟著枉顧史實，顛倒是非，大彈康雍乾“盛世”高調，頗令人質疑其實用主義的治史學風。

“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這些文天祥《正氣歌》中耳熟能詳的詩句，秉筆直書，據實求真，不附不阿，嚴謹審慎，至少是為史者最起碼的操守呀！儘管冷板凳成為熱板凳，也不能為了吃滿漢全席，便歪嘴淨撿好聽順耳的話說，這不正應了胡適所言，歷史是一個任人打扮的小女孩嗎？

這也是北京人，或者中國人，只注意臺上的戲子，而不注意破爛戲園子的整體環境，以偏蓋全的毛病。這些清史專家就是閉眼不看，也不承認這三朝，其實很不怎麼樣的，無論如何夠不上盛世的敗象。尤其康熙和乾隆，都是御臨天下長達六十年的高齡帝王，在中國，老人統治的最大弊端，就是其晚年，幾乎無一例外地要倒行逆施，走向自己的反面。正如這一時期最偉大的作家曹雪芹在《紅樓夢》一書，描寫的賈府一樣，外面看起來轟轟轟烈烈，其實，內囊早盡上來了。

但16世紀前後，在最初的起跑線上，中國那時的國力，差不多相當後來成為殖民國家的英、法、德、葡、意的總和。因此，彼時的西方世界，還是很在意東方的中國，不敢怠慢的。對這個龐然大物，認為是舉足輕重的存在。因此，雍正登極，教廷連忙派人，不遠萬里，前來北京，祝賀這位皇帝登基。大典過後的1725年，雍正三年的冬十月，羅馬教皇的特使，要歸國覆命了。這位新皇帝，剛剛剷除掉他認為尾大不掉的年羹堯將軍，心情相當不錯，特地接見來自羅馬的使節，並頒佈了一紙敕書，交其帶回。

中國人就是這樣，你越說他胖，他越喘，你越巴結他，他也越自覺了不起。文書中那盛氣凌人的大皇帝口吻，很難用最起碼的外交禮貌來衡量。雍正以為是唐太宗李世民，是那個真正盛世的天可汗呢！

“西洋寓居中國之人，朕以萬物一體為懷，教以謹飭安靜。伊等果能慎守法度，行止無愆，朕自推愛撫卹。茲贈妝緞、錦緞、大緞六十匹，次緞四十匹。”（《清通鑑》）

那時的中國，真強，可開始由強而弱；那時的西方，真弱，但開始由弱而強，這就是16世紀的唯物史觀。套用文革間一句口頭禪，他們一天天好起來，我們一天天爛下去。

就在雍正登極這年，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的創始人，資本主義理論的奠基者，亞當·斯密出生在英國。16世紀的倫敦天氣，應該和今天沒有什麼不同，那類似北京南城古刑場菜市口的倫敦塔，院子中間的斷頭臺，院子外塔山上的絞刑架，儘管繼續處決人犯。但莎士比亞時期那種在倫敦橋上用長長的鐵矛，插著被梟首的頭顱，以警嚇市民的做法，已不再執行。

他們開始把人當成人，然而，在東方，仍舊不把人當成人待。雍正三年十二月辛巳（十八日），一位名叫汪景祺的文人被“棄市”。

那時在北京，只要“棄市”，就是押往菜市口殺頭。雍正嗜殺，當然，康熙和乾隆也並不少殺，不過，雍正更殘忍更可怕些，手段和花樣，也更促狹更陰損些。這次殺汪景祺，大家原以為看一場熱鬧，隨後作鳥獸散，回家喝二兩，慶幸自己腦袋還在脖子上，也就罷了。誰知到得菜市口，才曉得花頭精多的雍正，又出了新點子。硃批上還有“立斬梟示”字樣，這個“示”字，什麼意思呢？臣僚們琢磨了半天，才明白，不光要砍下腦袋，還要把這顆腦袋懸掛在菜市口示眾，也就是公開展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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