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882年2月上任，到1884 年 3 月卸任，左宗棠擔任兩江總督兼南洋大臣兩年。兩年內，他集中精力做了四個方面的事：興修水利、整頓海防、開發礦業、興辦洋務。[1]

從1866年籌劃福州船政局起，左宗棠辦洋務已經有16個年頭了。隨著洋務運動的深入發展，弊病這時開始顯露出來：國家所有制與私人產權發生激烈的衝突。

16年來，洋務運動在全國陸續興起，模式一直是&ldo;官辦&rdo;。用今天話說，政府辦企業。這個模式利少弊多，左宗棠發現弊病主要是&ldo;所鑄之器不精，而費不可得&rdo;。

怎麼克服&ldo;國辦企業&rdo;產品毛糙、生產出來還要賠本的弊端呢？

左宗棠找原因，發現是產權不清所致。他從理論上先分清國家、私人、洋人三者之間的利益，結論是：&ldo;與民爭利，不若教民興利&rdo;，&ldo;不奪民間固有之利，收回洋人奪取之利，更盡民間未盡之利&rdo;，&ldo;民利仍還之民&rdo;。左宗棠下令放權：商業的事情，商人自己說了算。

在實施中怎麼保證商人獨立自主，商人利益歸商人，而不被國家剝奪？左宗棠的方法，是在體制中做變通。 1882 年，他奏請朝廷批准創辦利國驛煤礦，該礦名義上仍是&ldo;官督商辦&rdo;，實際上已是&ldo;商督商辦&rdo;，股東有了基本的獨立自主權。[2]

利國驛煤礦辦後贏利，左宗棠將成功的經驗推廣。

1885 年，左宗棠在督辦福建軍務期間，還向朝廷上折，建議中國學習西方製糖技術建廠，左宗棠建議，將企業全部由&ldo;官辦&rdo;轉軌成&ldo;商辦&rdo;。

他鼓勵民間自己開辦新式企業，從這裡嘗到了甜頭，也看到了振興國家經濟的希望：如果政府不去自己辦企業，只負責鼓勵老百姓多賺錢，老百姓必然對有錢的商人心生羨慕（&ldo;如官倡其利，民必羨之。&rdo;），老百姓紛紛去從事經商活動，透過自己的辛勤勞動發家致富了，政府透過稅收槓桿，不要搭進成本，還可以收取商業稅。這大大節省了&ldo;官督商辦&rdo;模式中政府派官員去企業支付的管理成本。（&ldo;官本既還，只收稅課，不必派員管廠。&rdo;）

左宗棠從18歲自學經世致用學問，又沒有任何體制內教育經驗束縛思維，以旁觀者的眼光，對比中西差別，他一眼就看出導致中國落後的根源，出在中國文化身上：中國人將智慧都消耗在四書、五經、八股這些大而無當的虛空學問上，外國人的聰明都落到了科學與技術構建起來的經濟實體方面（&ldo;中國之睿知運於虛，外國之聰明寄於實。&rdo;）；中國人將倫理道德作為立國的根本，把科學技術看成是末等小事，外國人則不然，他們推崇科學技術，看輕倫理道德。（&ldo;中國以義理為本，藝事為末；外國以藝事為重，義理為輕。&rdo;）。中國文化一味追求務虛，導致近代工業完全落後。

左宗棠決定透過辦洋務來改造中國文化。作為一個受中華文化哺育成長起來的讀書人，他有著很強的文化本位心理，看清楚了中國的短處，但接受不了這種文化自卑：雖然中國人的長處不如外國人，但也沒什麼了不起，我們跟著他們學習就可以了，讓西方獨霸科學技術專長，那是不行的。（&ldo;謂我之長不如外國，藉外國導其先可也；謂我之長不如外國，讓外國擅其能不可也。&rdo;）

左宗棠讀過魏源的《海國圖志》，接受了&ldo;師夷長技以制夷&rdo;觀點。大權在握的總督，接受了就要頂著責罵與非難，毅然去實踐推行。他給二哥左宗植寫信說，湖南本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