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見：純思想沒感覺的思想是一種觀念、成見。話又說回來，儘管你的作品追求理與情的融會，但也許是當代文學中具有思想能力的作家太少的緣故，你的作品受人關注的還是思想的方面。你的讀者可能從你的文字中獲得某種啟示，達成某種共識，或改變某種看法，但很少會出現淚流滿面、無法安慰的情況。你在表達某種情感時，也相對比較剋制，沒有過度地渲染。是這樣的嗎？

韓少功：是有這種情況。我在伏爾泰、維吉爾、尼采、魯迅等思想巨人面前是小矮人，但在矮人圈裡可能誤戴一頂“思想者”的帽子。我一直強調文學必須有感情和感動，但常常力不從心，不能把自己寫得作嘔、痛哭或者癲狂。這就是你說的最佳狀態吧？當然，我對催淚彈式的煽情不以為然，對語言輕浮泛濫也很懷疑。你連一個人物都沒法寫得鮮活和紮實，你的感覺在哪裡？一個好作家應該有所不為，不能依靠窮煽情、窮刺激、露陰癖這一類低階手段。就像下象棋，廢了一半車馬炮還能取勝。

附 錄（4）

孔見：城市生活和女性生活（包括兩性關係）是你寫作的兩個盲區，是你廢掉的兩個棋子，這是為什麼？是你缺少這方面的經驗嗎？還是有什麼道德上的忌諱？

韓少功：我對這兩方面確實寫得較少，因為我找不到太多的感覺，商界、官場、酒吧、時裝等尤其讓我覺得乏味。作家是多種多樣的。你不能要求一個泥匠硬去做木匠，不能強求四川人絕不吃辣椒。應該允許作家有偏好甚至偏見。至於道德顧忌，倒談不上。我在一篇隨筆裡談性問題，曾嚇住了很多人。他們說你怎麼說得這樣大膽？

孔見：《性而上的迷失》是把性當成吃飯穿衣一般的問題來談，顯示你非道學的一面。另外，說到人物，從你筆下刻畫出來的，多是猥瑣、醜陋和變態，甚至是存在人格和精神障礙的人物，這與你的人生取向恰恰相左。為什麼你不塑造一些健康、偉岸、強大的理想人物，以寄託自己對人性和人格的期待？

韓少功：我的理解是這樣：魯迅寫阿Q、祥林嫂、孔乙己，等等，並不違揹他的人生取向，與他的《一件小事》也不矛盾。作者傳達價值觀，不在於他寫什麼題材，在於他如何處理這些題材，因此雅事可以俗說，俗事可以雅說，英雄題材可以寫得很惡俗，流氓題材也可以寫得很高潔。塑造高純度的理想人物，能夠經得起現代人嚴格懷疑和解構的英雄，當然是很重要的，也是我的夢想之一。但我在沒有能力圓夢之前，寫出低純度、有雜質的英雄，也不失為因地制宜，而且這後一種是我們更常見、更接近、更容易學習的英雄。是不是？我更感興趣的是一隻鴿子、一條狗、一頭牛、一個啞巴、一個罪犯、一個莽夫、一個酒鬼、一個家庭婦女、一個有過失的少年，如何突然爆發出英雄的閃光，讓我們心生感動。我也許是一個更喜歡在夜裡而不是在白天尋找光明的人。

有個外國的批評家倒是說我的作品很溫暖，沒有現代作品中他常見的陰冷灰暗。這個感覺與你的不大一樣。到底誰說得對，我也沒把握。

孔見：他所說的溫暖，也許是指你敘述中透露的情懷，特別是對低階層人群境遇的關注。與某些自由主義者的冷漠和傲慢不同，你一直被人看成是具有“左”派傾向的作家，這種理解有問題嗎？

韓少功：我從來都是認人不認派，主張因病立方，因事立言，不要輕信劃派站隊那一套。在80年代，權勢者很僵化，因此我特別關心“自由”，被人們理所當然劃入“右派”、“自由化”一列。到90年代，權勢者突然變得很腐化，我就覺得中國更需要“平等”和“公正”，而這些被視為“新左派”的口號。這些帽子和標籤都沒什麼吧？大約在十年前，一位新銳批評家理直氣壯地說：談平等和公正太矯情啦，社會等級化是人性的必然，是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