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辯論會之後，當天晚上，我在日記裡記下了江青、康生的表現，也記下了我的不解和反感。在那段時間裡，我仍保持著寫日記的習慣，陸續記下了許多困惑。隨著運動向前推進，不斷有人遭殃，這些日記就成了我的心病，後來是我第一批毀掉的檔案。

如同當時絕大多數學生一樣，我以天真的熱情接受了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在我的心目中，他不啻是一個神，甚至偶爾想到毛主席也有普通人一樣的生理活動例如排洩，便感到不可思議，彷彿是一種褻瀆。現在人們會覺得這種想法太可笑，但我曾與人交流，發現當時有過與我同樣閃念的大有人在。我對毛不完全是迷信，也有真正心悅誠服的成分。文革前期，他的一些未發表談話傳抄出來，不脛而走，我讀後真心折服於他的天才。尤其是他抨擊現行教育制度摧殘人才的談話，何其痛快淋漓，簡直像是說出了我們這些受壓抑學生的心聲。因此，雖然我對文革常有想不通的地方，也仍是強迫自己從正面理解和適應。報刊上出現的一些醒目口號，例如“觸及靈魂的革命”，“在大風大浪中前進”，“關心國家大事”，在我這個小資眼裡被賦予了一種浪漫色彩，也誘使我努力順應這場運動。我感覺到了理解和適應的困難，便從自己身上找原因。我對自己說：這場運動既然是史無前例的，其發展程序必然會不斷地出乎我的想象，是我這樣思想一貫偏右的人所難以接受的，我必須自始至終對自己的右的傾向保持警惕。於是，在我寫的第一張大字報《關於當前運動的若干問題》中，我特別強調了這場運動的主要危險始終是右傾。我心裡清楚，這個論點絲毫沒有某種政治分析作為根據，其實只是我的不自信心理的隱晦表達而已。那時已有許多外地學生來京串聯，我驚訝地發現，他們爭先恐後地閱讀和抄寫這張大字報，並在上面寫滿了贊同的批語。我還寫過一張題為《造反有理，奪權有理》的大字報，時間大約在1966年九、十月間，由於開頭引用了從民間小報上看到的朱德的一句話，結果整篇文章被誤傳成了《朱德同志講話》。不久後，我在北京外國語學院、延安、成都都收到過這個標題的傳單，內容正是我的大字報。我忘了具體寫些什麼了，大約不外是說奪權才能使造反成正果罷，是邏輯上的推演。我在文革中寫大字報很少，這是主要的兩張，都是所謂理論思考，雖然沒有傷害具體的人，但多少也起了煽風點火的壞作用。現在我提及這一點倒不是要懺悔，而是想說明當時的總體氛圍，我不屬於極少數能夠超越這種氛圍的先知先覺者之列。

十六、校門外的世界

在運動初期，哲學系的情形比較特殊。全校和各系的當權派都相繼垮臺了，陣勢大亂但顯得比較有生氣，唯獨在哲學系，由於黨總支書記聶元梓是響噹噹的左派，原來的當權派仍基本控制著局面，反倒顯得沉悶。系裡要求全體學生以班組為單位，坐下來學習檔案，提高認識。由於我們的年級主任陳老師恰巧是北大社教中的右派，這給了若干曾借小凳子事件向他和班幹部發難的人以機會，他們便以一貫正確的左派自居。我們被關在宿舍裡，人人必須對年級裡的所謂兩條路線鬥爭表態。原來的班幹部，尤其是那位班長，被迫一次次做沉痛的檢查。聽著人們沒完沒了地嘮叨雞毛蒜皮的陳年瑣事，一方恬不知恥地誇為光榮歷史，另一方痛心疾首地給自己上綱上線，我感到荒謬和憤懣，只能以沉默抗議。透過窗戶可以看見校園一角，外面的世界生氣勃勃，越發襯托出寢室裡的死氣沉沉。左派們頻頻使用當時社論中的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