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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病重的那些天裡，我昏昏沉沉地躺在病床上，我的床正對著門口，門外架著一條木板，是給病號分發飯菜的地方。有一天，正是開飯的時候，我在昏沉中突然眼睛一亮，看見領取飯菜的隊伍裡有一張美麗的面龐。從此以後，我的臥病生活有了意義，便是等候開飯的時刻，看一眼那張臉龐。高燒退後，我可以起來活動了，就常常在院子裡看見那個女生了。師部醫院住著幾個來自印尼的華僑女生，她是其中之一，她們在洞庭湖區另一個農場勞動鍛鍊，得了一種怪病，一條腿——僅僅一條腿——沒有了支撐力，因此走路時必須向一側大幅度地彎下身子。這麼美麗的一張臉配上這麼古怪的走路姿勢，真使我無比同情，我越發憐愛她了。另一個女生察覺了我的心思，彷彿不經意地和我聊起她，說她是一個很自私的人。我在醫院住了一個多月，出院後再沒有回去過。聽說直到鍛鍊結束，這幾個女生的病仍無好轉，但願她們後來治癒了。

我出院之後，連裡照顧我，不讓我再幹重活，我成了一個牛倌，任務是看住幾頭水牛，不讓它們損壞莊稼。這是一項無中生有的工作，專為我而設，這些水牛其實從來無人看管，也不需要看管。在農場的最後兩三個月，我天天坐在水塘邊看天上的雲和手中的書，與這幾頭水牛為伴，過得十分逍遙。

二、詩人與狗司令

在學一連，我有兩個綽號，一是詩人，二是狗司令。

叫我狗司令的原因很簡單，因為連裡養了幾條狗，我愛和它們逗玩，給它們餵食，它們都聽我的號令。其中一條狗特別依戀我，我出工時把它帶在身邊，它就會一直坐在田埂上耐心地等我收工。有一回，它自己跑到田裡來找我，跟隨在我左右寸步不離，情緒很不安。回營房後才知道，原來那天上級命令打狗，它一定察覺情況不妙，就跑來尋求我的庇護了。結果，別的狗都被殺死，它倖免於難。此後一些天裡，我天天帶著它，躲過了風頭。

寫詩是我的積習。除了詩，我還常寫日記。排長看見我躲在床角寫東西，就投以懷疑的眼神，有一次終於走過來盤問我寫什麼，並教育我好好改造，不要再亂寫。房間裡兩列大通鋪，站在門口看一眼，誰在做什麼一目瞭然，沒有任何私人空間。事實上，只有我經常在寫東西，難怪惹人注意。我心想，我寫的一些詩不是挺革命嗎，何不公開，免得人猜疑。於是，我給排長看了幾首詩，也給排裡的一些同學看。連裡開晚會，有的同學便要求我朗誦，我照辦，結果大受歡迎，詩人之名傳開了。這一著很有效，此後排長看見我寫東西再不盤問了，我獲得了一定的自由。我們連的多數學生畢業於湖南本地學校，湖南人頗尊重文學，他們在發現我是一個詩人以後，都對我相當友好。

在湖區，天天接觸的事物是太陽、大地、泥巴、水渠，它們就成了我的革命詩歌的主題。我當時寫的許多詩稱得上革命。比如《警句》，第一節是：“假如眼前的靶子是地球，瞎子也可以當射擊能手。假如共產主義是土豆燒牛肉，饞鬼也可以投入革命洪流。”普希金在一首詩中寫道：“不，我不會完全死亡，我將永遠光榮，只要月光下的世界上還有一個詩人存在。”我便寫了一首針鋒相對的詩，先把月亮批判了一通，然後把普希金的詩句改成：“不，我不會完全死亡，我將永遠光榮，只要陽光下的世界上還有人民存在。”我的若干詩句經常掛在同學們的嘴上，有時是為了抒情，有時是為了調侃。好玩的是，他們善於從我的革命詩歌中挑出一些句子，來表達並不革命的情緒。有一首《泥巴的價值》，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