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陽是北大的研究生，1985年畢業後分配到社科院，與我、越勝、友漁在同一研究室。他乍來就和我們商量，要辦人文叢書。我和越勝原是散淡之人，友漁雖有抱負但好像缺少實際操作能力，經他一鼓動，也都欣然贊同。他真是雄心勃勃，一副在學界打天下坐江山的架勢。記得籌備期間，有一天在友漁家裡開會，甘陽策劃要把天下豪傑一網打盡，正琳聞言拍案而起，厲聲責問：“你究竟想幹什麼？想當學霸嗎？對不起，我不奉陪！”言畢拂袖而去，後來真的沒有參加編委會。在我這個閒人眼裡，甘陽的霸氣，正琳的正氣，都是風景。有志者事竟成，甘陽在不長時間內果然拉起了一支陣勢不凡的隊伍，囊括了北京人文學界大部分有點名氣和實力的中青年學者。

編委會成立後，開始在三聯出版大型叢書，以翻譯為主，幹得頗有效率，兩三年裡出了幾十種書，一時聲震海內。那個年頭的氣氛實在非同尋常，一年之內，我譯的《悲劇的誕生——尼采美學文選》印了十五萬冊，陳宣良譯的薩特《存在與虛無》印了十萬冊，陳嘉映、王慶節譯的海德格爾《存在與時間》印了五萬冊。尼采還好說，後兩種書那麼難懂，幾個人買了真讀啊，不過是趕時髦罷了。當然，趕時髦也沒有什麼不好，這麼大面積地撒下種子，沒準有幾顆會發芽。當時出版的譯著，有一些是譯者已經開譯或完成的，也有一些是編委會策劃的。無論如何，甘陽率先組織大規模出版國外現當代哲學人文科學名著，顯示了他的眼光和魄力，其功不可沒。編委會的這一批傢伙個個自命不凡，沒有甘陽照樣放光，但能聚到一起做事，首功也當推甘陽。

編委會有一個無形的核心組，我們室的四個人都在內，因而也包括我。其實我做的事很少，僅審校過兩部譯稿。我只是覺得這夥人可愛，在一起做事也做得很有生氣，因而樂於參與。在我眼中，甘陽也是一個頂可愛的人，雖一身霸氣，但又充滿孩子氣。我曾對他說：“你身上有頑童的一面，又有暴君的一面，因為前一面，我們原諒了你的後一面。”他嗜酒，一喝醉就罵人。越勝嘲笑說：“甘陽喝醉了酒，語言就貧乏到了只剩下一個字——操！”鄺楊告訴我，有一回，他們一起在公共汽車站候車，甘陽已醉，大聲喊：“在這裡等車的人統統該殺！”嚇得眾人後退，繼而發現是醉漢，又好奇地圍觀。這時他悄悄問鄺楊：“有沒有警察？”鄺說沒有，他接著喊：“警察也該殺！”這個例子可真傳神，很能表明他的性格。

沒有料到的是，在編委會成立三年後，裂痕產生了，起因也是甘陽醉酒。有一天，他酒後大罵：“還不是老子養活了你們，不想幹，都給我滾！”在場的是他任命的兩位副主編，其中一位覺得自尊心受了傷，就到處發牢騷。嘉映聞訊，議論了一番，話傳到甘陽耳中，他暴跳如雷，寫了一紙公開信，說有克格勃算計他。在此之後，嘉映開始籌劃拉出來自己幹，也動員到了我頭上。對於甘陽的意見集中在一點上，就是獨斷專行，並且搞夫妻店。酷愛英國式民主的友漁在這種問題上的立場不可能含糊，必捍衛他的原則。他還告訴我一個發現：北京學界三大勢力都是夫妻店。我和越勝想避免分裂，於是由我出面，希望甘陽接受民主制。我特別傻，自作聰明地提出了一個具體方案，因為甘陽打算辦人文學院，我便建議人文學院院長透過選舉產生，再由院長任命編委會主編。我心想，甘陽眾望所歸，必當選無疑，一定願意接受這個方案。那天在研究室裡，我們四人都在場，聽完我的話，甘陽臉色大變，沉吟半晌，說：“你們讓我光榮退休好不好，何必用這種方式把我罷免？”

幾天後，在越勝家舉行核心會議，甘陽發表了一通很有氣勢的講話：“我歷來討厭民主制，無意把本編委會當作民主制的試驗田。在我看來，那些民主戰士與極左派是一路貨。我欣賞胡平，僅僅是因為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