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要命的是吃飯。一路之上總像在過節，總有宴會，總是狂飲。在離開塔什干的那天晚上，一個壯得像牛的工程師提出要同薩特比賽喝伏特加。他們喝完酒，這位挑戰者送他去飛機場，一到機場這人就癱倒在柏油路上。薩特贏了，他支撐著自己走到座位上，但馬上就酣睡起來。一覺醒來，他覺得自己不行了，就對譯員說，希望到莫斯科後休息一天。但一下飛機，作家西蒙諾夫接他去吃午飯，而他的陪同人員沒有提出推遲一天的建議。於是又是一頓豐盛的飯菜，又是嘩嘩如流水的葡萄酒。飯後，薩特在莫斯科河畔散步，覺得心臟不停地撞擊肋骨，到晚上，心跳得更厲害了。第二天，他住進了醫院。他的高血壓病發作，醫生為他作了診治。薩特本想在６月２１日那天趕回巴黎過４９歲生日，這一下不行了。

薩特對他在蘇聯看到的一切都很感興趣。他特別注意蘇聯人與人之間、人與物之間的關係，尤其是作家與讀者、工人與工廠之間的新型關係。在那裡，工作、閒暇、讀書、旅行、友誼──這一切都包含著與其它地方不同的意義。在薩特看來，蘇聯社會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折磨人們的孤獨。

1955年6月，薩特和波伏瓦飛往赫爾辛基參加世界和平大會。薩特在大會發言中談到要求和平與要求自由的關係。他說：“和平要求每個民族都獲得獨立，要求相互尊重、和平共處。無論在西方還是東方，我們的和平只有一個意義，每個民族、每個人都能夠支配自己的命運，也就是自由。在我看來，我們事業的意義就在於：我們要透過自由來建設和平，又透過和平使各族人民都獲得自由。”

這一年的9月，薩特和波伏瓦應邀到中國訪問。對他們來說，中國是一個完全陌生的國度，他們對它幾乎一無所知。而在中國，除了兩三個法國文學專家之外，人們對薩特也幾乎一無所知。因為報紙介紹說，薩特剛剛寫過一本《涅克拉索夫》，所以與他們交談的人就經常客氣地表示對這部作品感興趣。除此之外，他們的共同話題就只有烹調了。這種雙方的互不瞭解嚴重妨礙了他們的交流。

金秋之夜，他們散步在灰色的衚衕裡，有時似乎忘掉了自我而融入北京古老的文化之中。但在更多的數情況下，他們感到，這是一個他們很想去了解而又找不到入門鑰匙的世界。不過中國的京劇使喜歡音樂的薩特欣賞到另一種完全不同的藝術。程式化的做功、悲劇性的急迫打擊樂、細緻悠長的嗓音，都對他展現出一種獨特的魅力。

他們在中國呆了大約兩個月，這個國家給他們最深的印象是貧困。後來波伏瓦在回憶錄中談到他們當時的感受說，看到中國老百姓的生活後，他們對地球的看法從根本上改變了。以前他們總是把歐美的繁榮作為看問題的標準，而世界其它地方對他們來說，只是一種十分模糊的存在。從這時起，他們才真正看到世界的真相：這個世界還有這麼多人長期處於飢餓貧困狀況；與之相比，西方的富庶和安樂只是一種有限的特權罷了。與此同時，他們也看到中國人為了克服這種貧困所作的努力。11月2日，中國《人民日報》發表了薩特的文章《我對新中國的感受》，後來他在法國《觀察家》上也發表了《我所看到的中國》一文，談到他對中國的感受，讚揚了新中國的建設。

1956年暑期，薩特和波伏瓦在羅馬度假，他們喜歡羅馬的景色和文化氛圍，既有歷史也有現在，歷史和現在聯絡在一起。戰後義大利左派之間的團結從未被破壞過。他們看到，在法國希望實現的目標在義大利成了現實。幾乎每一個知識分子都支援共產黨，而共產黨也一直信守他們的人道主義立場。在義大利，人們常常就政治問題進行氣氛熱烈、開誠佈公的討論。

在義大利期間，薩特得知匈牙利發生流血事件，蘇聯軍隊入侵匈牙利，十分痛心。回巴黎後，正逢蘇聯第二次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