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匱乏的情況下，一個人對所有的他人來說，是一個非人的人；而所有的他人對這個人來說，也都是非人的人。他們彼此之間不可能人性地對待；這意思是：根本就沒有另外的人性這回事。如果把人與人之間共通的東西稱之為人性的話，所謂的人性就是這種非人性的人性。實際上它是因匱乏而造成的一種物質否定性，一種惰性結構，已經被我們內在化，成為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至於消除匱乏的前景，薩特在一般意義上不否認人類有可能生活在一個沒有匱乏的世界裡，透過技術進步和社會變化可能達到這一點。但他並不認為這是必然的，而只是一種或然性。他對一般意義上的社會進步，即持續不斷的累積式的進步持懷疑態度。薩特看不到這樣一種前景：人類在不遠的將來，勞動產品豐富到足以徹底消除匱乏陰影的程度。他絲毫看不到這樣的跡象。他認為目前還找不到一種消除匱乏的可能性。在薩特看來，一旦匱乏消除，我們作為人的特性也就消失了；這種特性既然是歷史性的，那麼歷史的現實特性同樣會消失。也就是說，到那時，人已經不復為人，人類歷史已經終結或告一段落。至於新的人類（如果還可以稱為人的話）和歷史是什麼，那已經不屬於他思考的範圍。

薩特強調匱乏，將它視為人類歷史的根本關係。這裡值得注意的是，他認為，匱乏只是使人類歷史成為可能的基礎，而不是實在性的基礎。作為歷史發展的實在性基礎，是處於匱乏狀態的個體的實踐活動。我們說個體生活在匱乏的環境裡，這種說法還是抽象的。在每一個社會中，被壓迫、被剝削的人們作為一個階級來說，必然被社會的統治者或社會制度慣例選擇為犧牲者；根據匱乏的總體情況，需要清除的多餘人口的規模也可以確定。但在這個階級內部，對每一個個體而言，他們的命運仍然具有某種非規定性：他們既可能成為倖存者，也可能確定地成為被清除的多餘成員。

出於生存的需要，任何一個個體都會力求成為倖存者，這也是他必須以勞動為人生第一要義的根本原因，勞動就是人對匱乏造成的威脅之超越。他所生產的物品在同人的關係中具有雙重性質：一方面，它們是匱乏的；另一方面，它們又是一種在場的實在的存在，他生產它們、擁有它們、消費它們，等等。在此過程中，他朝著自己的目標超越它們所代表的匱乏，他的實踐是對匱乏的否定，是一種積極的獲得。製造一件工具或一種消費物件，就是用否定之否定來消除匱乏。所以個體的勞動（同時是社會的勞動）放鬆了匱乏造成的緊張。

另一方面，他的這種超越活動同時也讓匱乏得以實現或繼續起作用，透過社會環境、透過他人轉而反對自己。實際上，在匱乏的環境裡，即使社會某個成員對其他人的情況毫不知情，甚至意識不到對方的存在，他和其他所有的人仍然是不可分割地聯絡在一起的。由於匱乏，任何一個人在任何地方消費某個產品都等於在此處剝奪了他獲得和消費同類物品的機會。因此，每一個人都對他的生活構成威脅，每一個人都可能從物質上來消滅他的第一需要。他對其他任何一個人的關係也是一樣。

人的勞動是在匱乏的情況下，用一種對匱乏的特殊否定來滿足人的需要。在這一過程中，匱乏仍然是一個根本關係，正因為個體和群體處於匱乏之中，它們才有資格同匱乏作鬥爭，為的是摧毀匱乏。從這個意義上說，匱乏既是一種消極的否定的統一，又是人類關係中的某種契機，它經常被超越，部分被摧毀，但總能獲得再生。有了匱乏，才有對匱乏的超越；有了對匱乏的超越，匱乏才由可能的緊張變為現實。這兩個相對而相依的方面交織在一起，構成了迄今為止的人類歷史。

薩特採用辯證法對人類社會進行研究，他的辯證法的根本特徵或基本概念是總體化。他說：“如果某個作為一種真理的東西應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