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復為此戲，千百人哭皆失聲。

明傳奇除堂會之外，通常不作全本演出，戲場上表演的多為其中的選折。公孫杵臼“說一番，唱一番，哭一番”，同《八義記》本子的劇情不盡相合，當是演員臨場的增飾發揮。顏容得有連演《趙氏孤兒》戲文的機會，並非劇本出色，而應當看作是故事本身深入人心的結果。

這時紀君祥的《趙氏孤兒》已同其他元雜劇一起退出了戲臺，但作為案頭的文學作品，卻征服了西方來華的傳教士。前面我們引用過王國維“亦無愧色”的定評，其實是對兩本悲劇的共有評價，另一本是關漢卿的《竇娥冤》。兩者看似風馬牛不相及，卻有共同的交點，即在於“雖有惡人交構其間，而其蹈火赴湯者，仍出於其主人翁之意志”。王國維的這種認識和闡述，正是基於西方美學對“獻身”意識的崇拜。以程嬰、公孫杵臼為代表的古代中國人有如此博愛的胸懷、神聖的目標、堅定的意志、豁達的生死態度，我們不難想見傳教士們發現時目瞪口呆的神情。

1732年，在中國福建傳教的耶穌會士馬若瑟神甫，於法國《墨丘利》雜誌發表了對《趙氏孤兒》雜劇的節譯，未署姓名。次年全劇譯畢，收入法國1734年出版的《中國通志》，隨即被轉譯為英、德、意、荷、俄各種文字，引起了歐洲讀者的震動。大約在1750年左右，法國文豪伏爾泰（1694—1778）將《趙氏孤兒》改編為五幕劇《中國孤兒》，在巴黎出版與上演。在此前後，英國劇作家威廉·哈切特，亞瑟·墨菲，法國武官布歇，德國《中國公正命運》的佚名作者，紛紛進行了改編《趙氏孤兒》的嘗試，就連大詩人歌德的歌劇《埃爾班洛》中，也有取自該劇的情節。其中雖或有經過西化的較大改造，卻有助於我們多方位地領略原著的魅力。

伏爾泰的《中國孤兒》，專為法國的思想啟蒙運動而作，無疑是西方最有影響的《趙氏孤兒》改編本。該書的中文全譯者，為範希衡（範任）先生。編者得到其後人的惠允，將範先生遺譯收入本書。範先生不僅譯筆優美，還撰有《與》（編者按：此書已與本書同時出版）的學術力作，以歷史考證與中西比較文學的研究方法，分析鞭辟入裡，多有創見，很值得讀者細讀。

《趙氏孤兒》雜劇在國內更不會寂寞，崑曲流行時期即有《接嬰記》、《節義譜》等繼作。清代中期地方戲盛起後，更是化身千萬，滲透於眾多劇種之中。京劇、秦腔、漢劇、越劇、川劇、湘劇、黃梅戲、山西梆子……或移植，或新編，蔚蔚彬彬，遍及全國。翁思再先生特意為本書提供了孟小冬手定的京劇《搜孤救孤》珍本，並作了相關的說明。該劇本結構完整，可以作為嘗一臠而知全味的代表。孟小冬（1907…1977），著名京劇表演藝術家，為老生泰斗餘叔巖的女弟子，於《趙氏孤兒》中初飾公孫杵臼，繼飾程嬰。她與京劇大師梅蘭芳離異後，伶界曾有安排兩人同臺演出該劇的計劃，惜未果行。往事如煙，如今只能徒然摹想丰采而已。

南宋滅亡後謝枋得被解往大都，拒絕為新朝服務。降元官員魏天佑問他：“封疆之臣當死封疆，當初信州失守時你為何不死？”言下有譏諷之意。謝枋得回答：“程嬰、公孫杵臼，一存孤，一死節，都是趙家的忠臣！”這不是為苟活尋找口實，“死易立孤難”確實是舊時士大夫得到的啟蒙。“趙氏孤兒”故事可以因人而有不同角度的解讀，但其所閃耀的中華民族傳統的道德光芒，卻是古今同慨的。

《趙氏孤兒》人物誌（1）

陳明

要敘述時間和空間上都很遙遠的人和事總不免要多囉嗦一些，因為它們跟許多我們並不熟悉的規矩、意識、心理、客觀條件糾纏在一起。

引子

歷史不是自然科學，幾乎所有問題都不能用可重複實驗加以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