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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約半個月後，我們在大三元開了第一次組委會。出席的除了艾豐先生，還有當時的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王維澄、國務院研究室副主任桂世鏞、王夢奎、經濟學家劉國光、《經濟日報》總編輯範敬宜（範老當時還沒有到人民日報任職）等領導。那回先生給我留下的兩個印象極其深刻。

一是當時所有領導全有司機，唯獨先生自己駕車而來。現在看來不算什麼，但在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初，私車特別是領導幹部開私車簡直不可想象。身為人民日報編委，準副部級幹部，先生此舉在當時相當另類而且扎眼。

後來先生告訴我，為了這輛用稿費買的二手車，他還被要求在《人民日報》編委會上做出說明。先生的說明也頗具個性：“在中國，領導幹部開公車辦私事不是問題，但是開私車辦公事就是大問題。”先生的幽默讓本來嚴肅的高層會議一下輕鬆起來。當然，先生的錢來得明明白白，花的清清爽爽，自然沒有任何說不清楚的。

第二個深刻印象是先生的鋒芒畢露和領袖氣質。按說那天的會，多數人都比先生位高權重，但是沒多久，會議的焦點就轉移到先生那裡，他反而成為了核心。

先生的這一領袖氣質其實並不適合中國的官場，但是這種人格所具有的特殊光芒很多時候想掩蓋也掩蓋不住，結果先生一生沒少為此吃虧。

從那以後，我和先生的交往密切起來，併成為他辦公室的常客。每次去，都會坐下來聆聽他的教誨。而且他對我也是恩愛有加，工作再忙，都要和我談很久。用先生的話說：“我倆有緣分，我喜歡這個小兄弟。”你看，我把他當師父來尊，而先生某種程度上是把我當忘年交的朋友來處的。

1994年，我和先生合寫了《評說阿里斯頓現象》，那是我第一次知道什麼叫大家的文章。

採訪是我去的，跑了當時九家阿里斯頓中的六家。回來後找了一個下午去給他彙報。先生說：“你放開來說，想到啥說啥，儘量把你看到的印象深的東西說出來。”我滔滔不絕、拉拉雜雜地說了一個多小時，先生認真聽過後說，材料夠了。然後定下提綱，讓我回去執筆。

兩天後，我把洋洋灑灑四千言的初稿給他。第一次與大家合作，我當然是拿出了看家本事。先生看過後說：“總體可以，我再打磨打磨。”

幾天後，先生叫我過去，把改過的文章給我，並謙虛地說：“你看看這樣改行不行。”我一看，肉還是我的，但早已脫胎換骨，文章的氣勢和高度非原稿所能及。這時候我才第一次知道了天外有天，並切身感受到和大家的差距。

不過，寫第二篇《再評阿里斯頓現象》的時候，先生表揚了我：“孺子可教，這篇的功力長了不少。”這次，先生給我改稿沒有再用加法，只是刪掉了幾百字。

回過頭來看，我文章的第一次飛躍就起於和先生合作的這兩篇文章。此後，我又有幸和先生合作過幾篇文章，每一次都是文章功力的長進。而且不知不覺中，我的文風也向先生靠攏，總體上以平實見長。

艾豐先生二三事（1）（2）

大約1997年左右，先生已經到經濟日報社工作，我在《人民日報》寫的一篇評論員文章收到當時報社的一位領導表揚：“這篇評論有艾豐的特點。”這句表揚讓我高興了很久。2007…05…15

評論：

這幾篇特別喜歡，感悟中似乎有一些感傷……（覃賢茂）

覃賢茂點評：

這幾篇特別喜歡，感悟中似乎有一些感傷……

豔羨於蕭然兄種種奇特的際遇。

洞明世事，博學通達，而又心地純淨樸素的艾豐先生，在此不能不讓我們心生溫柔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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