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日看下來，王彥不得不承認，經過神學院培養出來的傳教士，每一個都是難得的人才，幾乎個個都涉獵鑄炮、航海、算學、水利等方面的知識。

相比之下，大明的書院，卻只教授四書五經，對於雜學都很少涉獵，而教匯出來計程車子，也多是隻能寫文章，卻既不懂農政、水利，也不懂管理地方的偏才。

在朝廷運作之中，這些考上進士，得以做官計程車人，往往要在地方上摸爬滾打很長一段時間，才能學會如何治理國家。

對於國家大事，如治河，興修水利，築城，工部的官員也要進過摸索，才能勝任，其中對時間與資源的浪費可想而知。

王彥看見神學院中，除了教授神學的課程之外，其他七成都是雜學，心裡有些驚訝，但又不得不承認，如果大明的各級書院中，也開設諸如算術，農政，水利，鑄炮等等雜學，那培養出來計程車人，必然比只會文章詩詞計程車人，要強上太多。

其實中華在很久以前，也並非只重詩書經注，早在春秋戰國，百家爭鳴之時，孔聖人因材施教，弟子百人，士農工商，來自社會各個階層，但如今卻唯重士人，而古時六藝，今時也唯重書而已。

王彥在看完神學院之後，心中不禁一陣感嘆，他驚歎西夷成就之時，也發現中華原本也有這些思想，只是後來逐步被捨棄了。

自國變以來，王彥心中一直都在思考，堂堂華夏，為何卻被撮爾小族擊敗？

在面對兩都淪喪，朝廷屢戰屢敗的情況之時，任何大明計程車人都會反思，都會問一個問題，這是為什麼？大明不是天朝上國嗎？為什麼如今敗得這麼慘？

王彥曾想過，這是因為百姓不知華夏，可漢唐之時，百姓也同樣如此，卻為何能威震夷狄？

想來問題就只能出現在朝廷和士大夫階層上了。

因為我們丟掉了許多好的思想和精神，所以變成現在的模樣。

柏應理說，西方經歷了長達數百年，黑暗無比的中世紀後，十字軍從阿拉伯世界，帶回來大量古希臘、古羅馬的典籍，使西方發生文藝復興。

他們從那些已經消失的文明中，尋找到柏拉圖、蘇格拉底、亞里士多德等先賢的光輝思想，使中世紀的西方走向光明。

王彥在面對堂堂大明，漢民萬萬卻打不過區區二十萬滿夷的屈辱現實時，不得不使他開始思變，不得不使他想到，重拾漢唐的尚武，重拾宋時的開闊，博大。

王彥想從重拾中華曾經的精神，從“民貴君輕”中減民疾苦，收拾人心，從“選賢任能”中提拔人才，從“犯強漢者，雖遠必誅”中，重拾尚武，不覺間，“變法”二字，浮現在王彥心頭。

王彥想要改革稅制，開財源，收商稅，減農稅。想要改革書院，加入雜學，想要提身武將地位，做到文武並舉，但事情卻不會那麼簡單，那麼容易實現。

自古改革必有新舊之爭，激進保守之爭，王彥真要改變，每一樣都會遭受傳統勢力的反擊，不說別的，就說讓書院教授雜學，他便會被士林罵死。

這時，王彥心中雖有想法，但肯定不可能立馬實施，但他卻決定慢慢的做些改變。

離開神學院時，王彥許諾，允許耶穌會在廣東傳教，但希望柏應理能為他推薦一批人才，他需要再廣州，將鑄炮坊從新建立起來，而且他準備將軍中的武院正式化，除了教授兵書戰策之外，對於火器，步戰，騎戰，後勤，都進行一定的教導。

柏應理立馬應下王彥的要求，並寫信給遠在福建傳教的艾儒略，讓他到廣州幫助王彥建立鑄炮坊，並在廣東發展基督教。

次日，王彥領著人馬，帶著從葡萄牙人處購買的一百門火炮趕回廣州，便立馬將火炮交給施琅。

這些火炮與大明自行建造的火炮相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