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是，發揮關鍵作用的絕對不是吳鐵生與劉伯恩，而是馮承乾。

當年，吳鐵生放棄第三次競選，就與馮承乾有關。在勸說吳鐵生放棄第三次競選總統的時候，馮承乾就明確提出，如果吳鐵生不肯放棄，他就只能離開新生的中華民主共和國，因為他不再對這個國家抱任何希望。到了大戰即將結束的時候，馮承乾專門找到劉伯恩，最終讓劉伯恩做出了卸任的決定。根據外界猜測，馮承乾肯定發出了威脅，讓劉伯恩知道繼續住在總統府的後果。甚至有傳言，在馮承乾單獨去找劉伯恩之前，總統警衛隊與總統府的衛兵就已經宣誓效忠馮承乾，即只要劉伯恩不肯卸任，馮承乾就將把假戲真做，讓他沒有能力繼續擔任總統。

除此之外，馮承乾還為中國的民主政治體製做出了很多不為人知的貢獻。

這其中就包括力主讓席存瑞競選總統。

別忘了，席存瑞是中華民主共和國歷史上第一位完全沒有軍隊背景。甚至沒有參軍服役的總統。

十多年的和平時期，讓馮承乾一手締造的民主政治體系穩固了下來。

更重要的是，民主政治已經深入民心，獲得了民眾的擁護與支援。

這套民主政治體系，產生了一個極為顯著的作用，即政府文職官員的地位、以及所擁有的權力超過了軍隊的將領。

不可否認，軍隊裡的高階將領依然有著無與倫比的影響力。

拿海軍參謀長田黛芳來說。在民眾心目中，他是與顧祝同齊名的大戰名將，為國家與民族做出了極大的貢獻。也因此深受愛戴。

只是有一點可以肯定，即軍人已經很難對政府決策產生重大影響了。

在權力結構中，軍人不再是主導者。而是服務者，即軍人的價值，就是為政府制定的政策服務，跟著政府的步伐前進。

這樣一來，打大打小、或者說怎麼打，主要由政府決定。

軍人，不過是在政府做出決定之後，去完成政府所安排的任務。

在政府官員中，主張限制軍事行動規模的佔了絕大多數。

有趣的是，政府官員的立場也與錢有關。

與絕大部分國家一樣。中國實行的也是跨年度財政預算，即不以自然年為準，財政年度是從每年的十月到下一年的九月。如此一來，中國政府將在每年的六月著手製訂下一財年度的預算案，最遲得在八月底提交給國民議會進行審核。爭取在九月份獲得透過，以便在十月份啟動新的財年計劃。雖然在某些年份，財政預算會在國會遇到麻煩，沒能在九月的最後一天透過審核，導致財年計劃推遲，但是這種情況極為罕見。大部分財年都是從每年的十月份開始。

一九六六年也不例外，即一九六六到一九六七年的財政預算在九月份就獲得了批准。

問題是，這份財年預算在獲得國民議會批准的時候，戰爭還沒有爆發，而且也沒有計劃大打一場。

顯然，這絕不是什麼好事。

雖然每年的財政預算中，都有一筆特別經費，但是數額不可能太多，而且主要用於一些涉及到國家根本安全的秘密專案。比如，幾家主要情報機構的額外開支，就來自於這筆特別經費。

在一九六六到一九六七財年度，特別預算只有四十八億華元。

對個人來說，這是一筆鉅款。要知道，中國的人均國民產值在一九六六年還不到三千五百華元。

問題是，對國家預算來說，這筆錢根本就不算多。

要知道，這筆特別預算中，有二十二億撥給了核武器專案，十七億是三家主要情報機構的秘密行動開支，剩下的九億華元主要用於與政治軍事有關的對外援助，以及針對外部的秘密行動。

事實上，就算把四十八億華元全部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