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發奮，不讓自己頹敗下去。在這種環境中，不知有多少人沉淪了。想到這一點，還是可以聊以自慰的。每當我勤奮做事的時候，想起那些什麼事不做、什麼學問沒有、專憑職權欺壓百姓的人，就禁不住輕蔑地一笑。儘管他們氣勢洶洶，我還是有權利蔑視他們的。”

“即使一輩子受冷落，我也寧願做一個默默無聞但有真才實學的人，而決不做一個不學無術的沽名釣譽之徒。說這是清高也好，說這是志氣也好，反正我是決定這樣一意孤行了。”

當然，若問我究竟做出了什麼成績，其實也很可憐。在那樣的環境中，我所能做的不過是儘量找書讀和寫點東西罷了。七十年代初期，書店裡根本沒有值得一讀的書出售。我在縣中學圖書室裡發現了一套很不全的萬有文庫，真是欣喜不已，陸續借來讀了。《魯迅全集》重印，我讓家人在上海買了寄來，重讀了一遍。閒讀雜書不能使我滿足，我特別想做一點系統的研究，苦於無從著手。1973年，評法批儒開始，給我提供了一個題目。當時我對這場宣傳攻勢的背景和用心並不瞭解，但覺得基調是有問題的，曾在日記中寫道：“儒法兩家代表封建統治階級的兩手，所謂王道和霸道是也。過褒過貶，似不妥當。現在尊法批儒，大約是要為文化大革命辯護吧。”不過，藉此機會系統讀一下兩家著作，也是好事。正巧小早得到一套印影線裝的《韓非子集解》，我便讓他寄來借我一讀。那時我正在一個很落後的村子下鄉，夜晚沒有電燈，跳蚤叮得人無法入睡，我便打著手電筒讀書。讀完後，我很想寫一寫，但覺得資料不夠，就寫信給見過幾面的地委宣傳部長，求她幫我借書。她回信表示拒絕，理由十分特別，竟是因為韓非子不屬於宣傳報道範圍。最後我還是寫了一篇三萬多字的論文，題為《韓非的法治理論》。在當時，這樣的東西當然不可能發表，不過我的目的從來是自己弄清問題。清楚了有何用？不知道。但是，清楚總歸比不清楚好吧，而且我總算是在做點事情了。

從1973年起，配合著評法批儒，中華書局開始再版二十四史，這對於渴求書籍的我來說真是沙漠甘泉。縣書店進貨很少，宣傳部和黨校都只能得到一套，我在這兩個單位時，買書都由我負責，我便自己買下，不去報銷發票。事實上，除了我，這些書根本沒有人讀，報銷了同樣可以佔為己有，不會有人發現和過問，但我的潔癖不允許我這樣做。從此開始了我讀史的生活，兩年多里讀了前三史和《晉書》，還讀了從縣中學借來的《戰國策》、《左傳》。我產生了一個計劃，想寫《春秋戰國史稿》，結果只寫了齊、吳、魯三章分國史，三萬多字。此外，還寫了《讀〈三國志〉》，四萬多字，包括論曹操和諸葛亮的兩篇長文以及一些人物述評。

除歷史外，我讀書的另一個重點是馬列。這主要是因為，當我在縣委宣傳部工作時，辦公室那兩隻書櫃裡真正值得讀的書只有一套馬恩全集和一套列寧全集。我把這兩套書共七十八卷通讀了一遍，並摘錄了大量卡片。列寧十月革命後的著作引起了我極大的興趣，我發現他被在一個生產力落後的國家中建立社會主義制度的巨大困難深深困擾著，而這也正是我國面臨的問題。我在這方面進行了大量思考，但是，直到四人幫倒臺之後，在1978年4月，才寫成了一篇三萬字的論文，題為《落後國家的革命和生產力——重溫列寧的有關論述》。我著重闡發了列寧的一個重要思想：雖然社會主義革命是在生產力落後的國家開始的，但只有在生產力先進的國家裡才能夠完成。在很大程度上，列寧已經預見到了落後國家資本主義復辟的必然性。撇開價值觀點不論，應該承認，列寧是英明的。

在停止的歲月中，我還是做了一點事情。那麼，也許歲月並沒有停止，它在寂靜中仍在悄悄前行，把我帶往一個適合於我生長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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