戲說”的勾當嗎？

真正有些價值，可以示人以真善美，教人以仁德愛的排行榜也是有的，著名的“唐宋八大家”就是一例。韓、柳自是一檔，大宋那六位則是歐陽修為首，其餘三蘇、王安石、曾鞏俱是歐陽修的學生，可謂一時人傑，共出一門。振興文學，歐陽修功德無量也！其餘類如“四大名著”、“唐詩三百首”，應當說也是歷來公認的“上榜品牌”，座次之說看來也並非全是糟粕，郭某斗膽真個就給古今那些大大小小的詩人們排個座次看來也無可非議也。

怎麼排列呢？有人說可排“古今詩人一百名”，從屈原開始，乃至三曹李杜，甚而郭沫若、毛澤東以及某某、某某，諸如此類。也有人為在下出主意，還是按“古今名詩一百首”排列更好。理由當然也非常充足，譬如南宋那個林升，莫說排一百名，你就排他三百名，怕是也輪不到他林某人的，但若以詩而論，那首“山外青山樓外樓，西湖歌舞幾時休？暖風燻得遊人醉，直把杭州做汴州”，任誰說怕也是當之無愧的榜上有名吧。還有一說，詩人們上榜與否，與排列者的喜好也不無關係，而詩人們自己的人生軌跡也註定了他們的詩詞究竟能為人們接受多少。舉一個例子，汪精衛汪兆銘，此人乃大漢奸也，賣國求榮，十惡不赦，與杭州嶽武穆面前永遠為人唾棄，永遠釘在歷史恥辱柱上的秦檜當為同類也。但他早年卻是以一個革命青年的面貌出現的，而他的那一首：“慷慨歌燕市，*做楚囚。引刀成一塊，不負少年頭。”若單拿了出來，你能說它不夠上“榜”資格嗎？然而，歷史唯物主義告訴我們，一個人某一時段的某些作為絕不能夠成為孤立的、超然的產物，而只能是其事物本質的一種反映過程。汪精衛早年的革命，恰恰是其日後走向深淵的偽裝與冒險生涯的開始。也就是說，他的詩歌，無論形式與藝術層次如何都只能是一種反面教材。

那麼，當我們設定了或多或少的框框套套來以此作為詩人們入選的條件以後，是否這種評選就可以順利進行了呢？我的答案依然是不確定的，原因在於有關於一些類似評選之類的現實存在使我不得不認識到，任何時候，任何條件下，關於文學藝術的高低貴賤之分都只能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強求不得的。譬如說，前一時期，某網路評選中國二十位最受歡迎的作家就是一例。

在這次評選中，蘇東坡這樣的大家也僅僅有幸忝列20名之中，而更慘的要屬詩祖屈原和老李老杜以及小李小杜他們，根本擠不進前20去，當然，若是再和壓根就連那20名後的提名圈都沒有入圍的曹雪芹、吳承恩、馮夢龍、吳敬梓等人相比，則這些詩人們又要算是幸運的了。之所以出現這種令吾輩文人頗有些顏面掃地，也頗令某些策劃了這種所謂文化活動的高人多少有些尷尬的局面，原因在於文化觀念的不同與文化層次的落差，同時也在於當局者與網路眾生的資訊不對稱。盲人摸象，焉得真容耶！從另一個方面來說，即今而論，形形色色的各式評選名聲已然是不太好了的，當此時也，如若郭某真個將李白、杜甫、李商隱、杜牧們硬拉出來湊一回真真“海選”或暗箱操作的“評比”，則從心底害怕辱沒了那些聖潔的先人。更何況，真正優秀的作家與作品是要由時間來檢驗的，韓愈說得好：“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不知群兒愚，那用故謗傷。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而往往紅極一時的某些作家與作品則經不住歷史的考驗，君記否，曾幾何時，所謂的“××詩”與“××流”不是得勢於一時，也曾產生過那麼幾位好像“前不見古人”的代表人物嗎？可是，僅僅20年光景就從“河東”晃到“河西”去了？匆匆過客，僅此而已！為了讓我們聖潔的詩人們繼續保持那份高雅與純樸，我還是不要做什麼費力不討好的給詩人們排座次的嘗試了吧！

我心坦白，我意真誠，我親愛的讀者與觀眾們見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