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不但隋唐系列小說中無一部可望其項背，在其他通俗小說也不多見。

“隋朝十八條好漢”的說法，在《說唐》以前的小說裡從未提過。於史無徵是不用說了，荒唐可笑也確屬其實。戰爭的勝敗並不取決於鬥智鬥勇、實力謀略，而是看好漢的級別。第十六條好漢秦瓊只配給第八條好漢楊林當“十三太保”，只有請來第七條好漢羅成，方有勝算。而戰無不勝的第二條好漢宇文成都也只有等到第一條好漢李元霸出場，才被撕成兩半。難怪孫楷第先生要斥之為“荒唐不經之言”。更有趣的是，《說唐》書中居然還沒把十八條好漢說全，數來數去，才找出十三條來：第一李元霸，第二宇文成都，第三裴元慶，第四雄闊海，第五伍雲召，第六伍天錫，第七羅成，第八楊林，第九魏文通，第十尚師徒，第十一辛文禮，第十六秦叔寶，第十八單雄信，而第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七都缺名。此書的粗疏可見一斑。

可是，平民百姓對此卻並不在乎。一提到“說唐”，他們首先想到“十八條好漢”，以及互相之間的強弱。我們幼時讀《三國》、《水滸》時，不也為呂布與關公誰強誰弱、林沖與秦明誰更厲害而爭論不休嗎？這種“排座次”的寫法正符合了普通民眾的想像力、理解力，投合了他們的心理期待，自然會大受歡迎。孫楷第先生也明確指出：“鄉村細民津津樂道不置，……所嗜實在此等也。”這正是民間文藝的特色。

其實，如果我們把《說唐》放在隋唐系列小說中來作縱向的考察，就會發現，除了民間文學的鮮明特色之外，《說唐》還有另一番價值，那就是在人物塑造上的巨大成功。今存最早的隋唐小說是成於明代的《隋唐兩朝志傳》、《唐書志傳通俗演義》和《大唐秦王詞話》。它們所作的無非是把歷史通俗演義化，簡單粗糙。其中，秦瓊、尉遲恭、程咬金、單雄信等人物雖已出現，但除了《大唐秦王詞話》裡尉遲恭的形象比較完整鮮明之外，其它人都僅僅是知其名、見其事，而不能想見其人。

到了明末袁于令的《隋史遺文》，開始有了轉變，秦瓊——而不是李淵、李世民——成了小說的主人公，秦瓊的身世遭遇——而不是何時改朝換代、何人稱王稱帝——成了作者關注的中心。所以，有人就把《隋史遺文》稱作“秦叔寶演義”。褚人獲的《隋唐演義》遵循“歷史小帳簿”的觀念，注重搜奇輯異，重事而不重人。只有到了《說唐》，瓦崗寨的英雄豪傑才真正地、群體地成為小說的主人。尉遲恭、秦瓊的形象雖繼承舊作，但有了改進；程咬金、羅成、單雄信等人的形象被賦予了鮮活的性格，一下子走到前臺；而伍雲召、雄闊海、裴元慶、李元霸等人則首次登臺亮相，一個個栩栩如生，如聞其聲，如見其人。可以說，隋唐群雄的形象與性格只有到了《說唐》才真正為廣大民眾所接受而得到了定型。這才是《說唐》小說在中國小說史上的最重要的貢獻。

《說唐》的這些特點，與其成書方式有著密切的聯絡。同樣流行於清代的《隋唐演義》是綜合前人以及同時代人的書敷衍而成的，而《說唐》則是根據說書人的底本整理而成的。明清之際，說書業極為繁盛，在講史一類中，隋唐故事是重要的節目之一。當時著名的說書人柳麻子柳敬亭曾在一條北上的運河船上講說隋唐故事，“其言絕俚”，“坐客莫不鼓掌稱善”⑾。應該說，當時的說話為《說唐》小說的出現奠定了很好的基礎。書中留有明顯的話本的痕跡。說書是分段講說的，所以二十七回裡有“因此名為‘走馬取金堤’”，三十回裡有“這回書叫做‘羅成走馬破楊林’”，三十七回裡有“這回書名為‘撞死黃騾馬，別斷虎頭槍’”等文字。書中的許多語言也都是說書人的聲口，而不是文人的筆墨。從這個意義上說，把《說唐》稱作被寫定的說書更恰當一些。

說過隋唐故事的說書人很多。此本《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