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然而,佛教在傳入中國之後,對儒教和道教都產生了影響。所以宋代評論家在談論《論語》時,難免會涉及佛教。
“以德報怨”一詞中混雜了儒、道、佛三種思想,但一般人將它當為“儒”的思想體現。可見儒教幾乎成為中國的代名詞,儒學也可以被稱為中國學了。因此不理解中國便不能理解儒教。
1988年8月,新加坡召開的“關於儒教國際討論會”,較多地採用了“現代儒學”這種說法。普林斯頓大學的余英時教授提出用“遊魂”來形容現代儒學。這是一個很有趣的命題。所謂遊魂便是,人死後靈魂離開身體,在宇宙中四處遊蕩的一種狀態。儒學長期以體制化的狀態存在著,可以稱之為體制儒學。然而,在中國社會遭受到西方勢力衝擊後,儒教所依存的軀體不復存在,於是儒學便從中脫離出來變成了“遊魂”。
如餘教授所言,遊魂從身體中解放出來獲得了自由,如何發揮這種自由,將是未來儒學的研究課題。此外會上還對儒學傳統的內在資源及其界限展開了討論。儒學內在資源是指“合理性”、“無神論”、“抗爭精神”,這些因素是否可以成為將來研究的課題也是我們關注的焦點。
我認為將現代儒學放大的話,便可稱其為新中國學。如同日本國學由折口信夫和柳田國南發展為日本學一樣,中國的國學(儒學)應在胡適和聞一多的研究基礎之上,開拓新的發展領域,召回儒學的遊魂,並進行撫慰。如此說來,招魂儀式原本便是孔子之前儒者所擔當的職責。
當時,儒家周圍還存在著掌握技術的墨子系、思辨哲學的老莊系和實際政治技術的法家等,這些結合在一起成為中國學整體。在發展新中國學過程中需要將這些全都統一進來,而現在應該是側耳傾聽遊魂聲音的時候了……